编者按：著名历史学家从幼年开始珍藏至今的一套世界文明史，六十年前商务（上海）印书馆畅销学生读物，在学者的牵线、出版人的努力下，大半个世纪后得以再度版权引进，重现经典魅力，成就出版的一大佳话；而学者、出版人的爱书、惜书之情实实可敬，可叹。
《人类的故
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7月28日上海书展开幕的第二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寄来了他们最新出版的《人类的故事―给孩子们的》。它是美国1924年原版的新译本。封套上印着我的姓名，说它的旧译本是“著名历史学家黄永年幼年珍藏至今的一套世界文明史”，“六十年前商务畅销学生读物”。
案此商务者，开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也。上世纪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出了一套“小学生文库”（第一集），这个旧译题为《儿童的人类故事》的就收入其中历史类。当时我家在上海市郊的引翔镇（位于今杨浦区），最大的兴趣是母亲带我乘公共汽车去市区河南路的商务印书馆看书买书。因为它设有少儿读物的专柜，有时还要放桌子椅子让小朋友坐下来读。这套书的旧译本就是我上引溪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时到商务印书馆纠缠母亲买下来的，原价2元，好像打了个八折或七折。
封套上说我是什么“著名历史学家”，“著名”两字愧不敢当。不过自上大学其后教学科研直至大前年退休，论专业倒确实以历史为主。而所以会弄历史，对历史发生兴趣，幼年读的书又确实起过诱导作用。记得上幼稚园和小学一二年级时就看了世界书局出的连环画《三国演义》、《岳传》以及从盘古说到殷商的《开天辟地》，知道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有过哪些朝代，发生过哪些大事。尽管这些大事多数是小男孩喜欢看的打仗，而且所画人物的衣饰和起居方式其实都是明清时候的式样，这要到上高中读了吕诚之（思勉）先生的书，听了先生的课，以后再看些考古方面的图片，才知道我国古代文化的真相。可对西洋的呢？就占便宜了，不必等到读高中，小学五年级时就买到了这部商务版的《儿童的人类故事》。它正如现在新译本封套上说的是“一套世界文明史”，即使编于西洋，对东亚以至中国讲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因为中国的儿童正想从这里知道西洋的文明。而且，书里讲的都有根有据，虽然由于是儿童读物不可能一一注出处，作为并非专门研究只需略知梗概也就很可满足了，何况它又写得那么细腻有趣。
举个例子，奥林匹克运动会之起源于古希腊，有些历史书简略地提到，但其究竟，我是从这部儿童读物上看到的。《人类的故事―给孩子们的》第十四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专节，说：“古希腊的风俗，每四年一次，各地人民都在奥林匹亚地方集会。他们在那里举行赛跑和其他各种竞赛。这种集会就叫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他们不仅观看比赛，还进行智力讨论。在这里，他们可以听到国家大事。甚至有时画家也带着他们的画作来展览，诗人们在这里吟诵他们的最新作品。”后面这些情况，不看这本书是想不到的吧！
书里还讲了许多儿童以至青少年如何生活、如何学习、如何娱乐的事情，仍旧是不看这书不会知道。如三十六章“学校和大学”节里讲欧洲中世纪的情况，说：“英格兰当时最著名的大学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苏格兰有四所大学，爱尔兰只有一所。意大利大约有十二所。法兰西和日尔曼最多。”接着在“学院的辩论和争斗”节里还说：“中世纪的学生随身佩带短刀或剑，是很常见的。他们当中有些是很野蛮的家伙，不喜读书，以赌博、饮酒来消磨度日。”看来中国汉以来的大学要比他们文明得多了。这点我到后来才懂得，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已是比较进步的封建地主制，而欧洲中世纪仍停留在封建领主制，远比地主制落后的缘故。
欧洲后来从领主制直接产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随之而风起云涌，这书里也详细讲述了其中的许多经过。例如“汽车“，在五十七章里就有个专节，还附了图，说：“以前的汽车，有的是三个车轮的。这种汽车很不可靠，让人怀疑那驾驶的人能否把它开到山顶上。农夫们常常取笑，许多汽车要用马来‘拖到镇上去’。”这又是今天光看到汽车多了以至发生堵塞的人们所想象不到，而这部《人类的故事―给孩子们的》给读者描绘出来的。
正由于这部书写得这么细腻，这么贴近生活，确如这次新译本所作的介绍是“能将知识清晰而易于理解地―――绝非居高临下地―――传授给年轻读者”。因而我幼年看过的书虽多已不再留在身边，连《三国演义》等连环画也在抗战初一股脑送给了同龄小青年（自然彼时预见不到今天一部拍卖价在万元以上），这部商务版《儿童的人类故事》仍一直珍藏着。而且我后来看过的供成人阅读的世界史，如初中时购读的韦尔斯名著《世界史纲》，在其中也确实找不到像这部书那样的讲述。老实说，我带研究生时，给他们讲封建领主之缺乏文化，曾举欧洲中世纪查理曼大帝的例子，就是从商务旧译本《儿童的人类故事》上看来的，并非出诸其他巨编鸿著。
这样，我就一直有个心愿，这部精彩的书也该让今天的青少年读一读。商务的旧译本已难找到；能不能印个新本子呢？这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岁月里自然谈不上，改革开放后此愿应该可实现了。但真做起来仍不容易。因为商务本毕竟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产物，不仅繁体竖排，文句也和今天有些距离。我曾让我孙女儿读，她喜爱文科，今且以高分考上了北京大学，可当初她读起来总不如今天新出版物那样带劲。这说明需要有个适合今天阅读的新译本。可新译本得找美国版原书，还得处理版权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曾把它推荐给某出版社，不久即被退回，大概也由于这些困难一时不易解决。一晃，六七十年过去了！
所以，这次上海人民出版社能妥善地克服这些困难，而且做得漂亮美观，使我实在高兴。又因为一开始是我向他们提供了当年商务的旧译本，他们慧眼识宝，才不惜花费精力做成这部“给孩子们的”好书。因此他们在封套上提一下说是“黄永年幼年珍藏至今的”书。我在高兴之余也就写了上面这些我如何购买、为什么珍藏至今的经过。至于封套和封面上都印有“不仅孩子们，大学生、成人们也不妨拿来读一读”，看了我的讲述，也可知道这不是在做广告而只是说了句大实话。
编辑手记：拿到黄永年先生提供的商务旧译本后，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解决版权。原译本只有作者的英文姓名，一时间从何下手，渺无头绪。当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访问学者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孝聪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英文版的基本信息；在上海图书馆祝碧衡女士的帮助下，联系到美国国家教育部图书馆研究家谱人口的JimanWang先生，他在翻阅了加利福尼亚死亡档案等多种资料后，传来了作者四位子女的可能的通信地址；其后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沈琪小姐不厌其烦地与他们磋商版权条件。历时整整两年，我们终于顺利签下合约。经过多方努力，一部跨越世纪的优秀儿童读物得以再度与中国小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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