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的理论批评形式

由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主办的“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际研讨会于近期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一大批国际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包括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希利斯・米勒、国际文学理论学会顾问、美国艺术

对于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理论是否已经过时，国际学术界有着激烈的争论。英国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最为激进，同时也最有代表性。他在最近出版的专著《理论之后》 AfterTheory,2003 中指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由于文化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因此在9・11之后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在列举了一系列例子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文化理论简直无法使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所做的同样叙述作出详细的说明……它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显然，由这位当年曾借助于编写文学理论教科书而蜚声世界文学理论界的理论家来宣布理论的“终结”自然在理论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少人也因此就顺势鼓吹“文学理论的终结”。本次会议之所以以“理论的终结？”作为副标题，实际上就是对伊格尔顿等人的断言的某种回应。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与文学：西方与中国

詹姆逊（杜克大学）在发言中旁征博引，讨论了全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赛伯精神” cyberpunk ，或直译为“赛伯朋克”。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乌托邦的想象和意识形态建构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詹姆逊认为，赛博朋克作为科幻小说的一个崭新的形式特征，于1984年突然成熟地、全副武装地出现在一个毫无戒备的世界上，这就是威廉・吉卜森的小说《新传奇作家》（Neuromancer）。现在，我们在此需要面对的第一点就是赛博朋克这个表达方式，它显然是在《新传奇作家》发表的前一年左右生造出来的，几乎即刻就被用指所有科幻小说作家，其中最著名者只有吉卜森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Sterling）。这个日期说明了它与电脑的广泛应用的联系，实际上，个人电脑的时兴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朋克”一词的生造显然想把这场新的文学运动与朋克音乐表面上的社会边缘性联系起来，与其他以年轻人为主的时髦的东西联系起来，它们拒绝传统行为、服装和礼仪的等级划分，而热衷于花样繁多的牛仔服以及与滚石乐和毒品有关的文化习惯和装束。朋克既是风格又是内容，而在造就一种朋克生活方式的同时，这种造就本身也成了一种朋克形式，它或许比以前的任何东西都新奇而不同。詹姆逊认为，赛博朋克的确标志着科幻小说的一个新时刻，一个新时期的端倪。它至少是新的电脑时代的基本的文化和艺术表达之一。但是，当我们回想起电脑对全球化和世界规模的网络的新经济学起到的重要的转化作用时，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赛博朋克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因此倾向于以任何方式把这场新的艺术运动与所谓的后现代性等同起来，与各种各样的艺术现代主义等同起来，与现已成传统的一套现代价值等同起来，与现代的各种传统等同起来。他的发言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和讨论。

王宁（清华大学）在发言中则从文学修正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在西方文化翻译和文学理论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他首先指出，现代性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而且又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那么它又是如何十分有效地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植根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学术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呢？这大概和一些鼓吹现代性的中国文化和文学革命先行者的介绍和实践密切相关，而他们的介绍和实践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的中介来完成的，当然这种翻译并非只是语言层面上的意义转述，而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翻译和阐释。因此从翻译文学的视角来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形成和历史演进无疑是切实可行的。在这方面，鲁迅、胡适、梁实秋、康有为和林纾等新文化和文学先行者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同时又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一定差异的独特传统。它绝不是中国文化“殖民化”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有着“混杂性”特征的产物。虽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所探讨的大都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事件和问题，但它所用的文学叙述话语却是“混杂的”和“不中不西”的，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翻译文学。翻译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正统性，使之“欧化”进而“现代化”。可以说，通过文学翻译，我们实际上在进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同样，通过这种超越字面意义而具有广义的文化特征的文学翻译，我们也可以加速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这正是全球化进程的另一极致应当取得的积极成果。它的产生对在一个全球语境下重新书写世界文学史无疑是一种促进。鲁晓鹏（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也结合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对全球化本身的状况作了描述，他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在当代不可避免的一种环境。但全球化不仅是货物、商品、工业、计算机软件以及资本的跨国界流传，它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也包含着情感的结构和身体与心理的政治，因此他在发言中所分析的是一种“全球政治生物学”。他认为，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和生物权力（biopower）的概念是福柯提出的，最近又由麦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内各里（AntonioNegri）在其合著的《帝国》（Empire,2000）一书中作了发挥。它包括情感的劳作（affectivelabor），娱乐，服务以及信息技术，而他的发言主要强调了全球性的情感劳作的几个主要方面：（1）力比多经济，或情感经济；（2）这方面所作出的牺牲和中介；（3）地缘政治无意识，历史、记忆和传统等因素。

希利斯・米勒（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则通过对康拉德写于一百年前的小说《诺斯周莫》的细读得出结论，除了其他方面的成就外，《诺斯周莫》还是对第一世界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世界上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施行的军事和经济帝国主义之邪恶行径所作的雄辩而有说服力的控诉。这也反映出美国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或许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因为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印度的软件工业将替代硅谷，美国成千上万的工作都落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外部资源”手中；非美国人士开始主宰世界电信和人造卫星媒介。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意味着民族国家式帝国主义霸权势力的最终结束。当然也包括美国。米勒的论断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关注。

全球化语境下理论的功能

长期从事理论教学和著述编辑的米切尔（芝加哥大学）在发言中论证道，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并没有终结。虽然文学受到媒体的冲击走向了边缘化，但是弗莱、米勒、詹姆逊等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已成为不可多得的遗产，它们已经从文学机构撒播到文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媒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领域和日常经验中。同时，文学理论本身也向各个方面播撒开来。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身为一家主要的文学理论杂志的主编，他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在他看来，文学理论自身并没有消亡，只是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它已转而研究新的对象，如电视、电影、广告、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文学理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话语。他提出要比照这样两个术语：理论的媒介 mediumoftheory 和媒介理论 mediatheory 。后者是关于所有媒体的理论，毋庸多说。而理论的媒介则指的是理论表达的方式：理论本身总是要通过某种媒介表达出来，如演讲、写作、批评话语等。今天理论不一定以文字为话语载体，也可以由电影、电视等图像等媒介形式来表现。如今我们的文学理论可以研究许多问题，如文学理论的现状――哪些理论已经过时，哪些新的理论已经出现。当然也可以研究比较普通的话题，如人文主义的状态。以哈拉维（DonaldHaraway）等为代表的后人文主义 posthumanism 是美国新兴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计算机时代出现的新生命体（organism）以及人的主体性（subjec鄄tivity）可能出现的新模式，重新讨论关于现代主义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的关系类似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顾明栋（美国罗兹学院）也对之作了一些回应。他指出，在新世纪之始，“世纪末”很容易使人想起理论的终结。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伟大的理论时代已经过时，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以往的理论已经失去了荣耀和诱惑力，而新的理论则有待于浮出地表。当为数众多的学者谈论宏大理论的终结，呼唤理论的实践性，或者甚至要返回对批评资料和扎实的学问进行经验式积累时，人们不得不问道，理论是否还能提供实际批评的指导性范式。他通过中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实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而更多的与会者则或者从某个角度来论述理论的多元走向之格局，例如申丹（北京大学）就指出了叙事学近年来在西方理论界的演变，它已经从单纯注重文本的结构主义分析演变成了一种同时关注文本、读者甚至语境的新的叙事学，应当在全球化时代的理论论争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