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迪克的加盟，学术文化电影《德里达》制作的成功充满了可能性。对于迪克来说，他之所以加盟《德里达》，吸引力之一恰恰在于实现这个计划似乎是没有可能性的。迪克说：德里达绝不是一位可以简单直接表现的人物，还有他的著作也是如此。由于德里达的著作是非视觉化的，充满了思辨的抽象性，所以对于影片制作来
当这项摄制工作重新开始时，迪克与考夫曼进行了密切的配合，他们两人决定由考夫曼来做第一采访者，他们一起来编写向德里达所要提出的诸种问题。在后来的两年多期间，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厄湾分校拍摄了德里达在那里两次不同的讲学，也安排了海外摄制组拍摄德里达在澳大利亚的访问及其对南非的第一次访问。在2000年初摄制组返回巴黎后，再度拍摄德里达在那里的学术与日常生活。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与迪克、考夫曼进行对话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感觉到，其实迪克与考夫曼以视图记录、叙述与理解德里达行动的本身就是一次解构行为。的确，他们是在操用摄影机来为后来的德里达研究者制作一部可以视听的图像历史，这种视听的图像历史在方法论上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文字历史所给出的一种破坏与重建，即用视图历史解构文字历史，视图历史对文字历史的解构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构。关于这一点，迪克与考夫曼在研讨会上表述得非常清楚。因此他们在行动的理论上是自觉的，他们也是解构主义者。有趣的是，德里达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时，张扬的是文字，他把文字认定为是嵌放在意义与声音之间，使意义延缓出场而产生差异的衍生物。德里达认为，受控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下的由拼音文字建构的西方形而上学文化传统，正因为与原初意义之间存在着理解的差异性，所以由文字使意义出场的形而上学历史是虚妄的历史文本。德里达把文字嵌放在意义与声音之间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也颠覆了由文字书写的历史，而迪克与考夫曼在追踪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时，又企图用视图叙述历史从而解构文字历史。
迪克与考夫曼跟随德里达，以图像记录下德里达第一次到南非的学术旅程。在南非德里达访问了囚禁了曼德拉18年的监狱；在开普顿著名的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ofWesternCape），德里达给那里的学者开设了题为“宽恕”（forgiveness）的讲座。电影摄制组还跟随着德里达来到纽约，在那里他讨论了传记作者的角色，讨论了当一位学者在历史人物研究与自己的生活之间力图架起一座桥梁时所面临的挑战。电影摄制组捕捉了德里达许多私人生活的瞬间及话题，如忠诚与婚姻、自恋与名声，还有关于性生活及爱的哲学思考的重要性。
2001年，迪克开始剪辑这部电影，他把焦点定位在这部电影的中心主题之一，即德里达本人所提出的：怎样把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与他们的生活整合在一起？在编辑材料时，迪克在德里达的生活与思想之间建立起了互动。这部电影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德里达的很多日常生活信息。譬如小的时候，德里达因为胆小几乎每个晚上都哭着叫“妈妈，我害怕”，因此妈妈让德里达睡在自己旁边的沙发上。德里达的父母亲从来没有读过自己儿子的著作。德里达曾因是犹太人而被学校开除，他曾经取过一个秘密的名字，即犹太人的先知“以利亚”，但是这个名字并没有登录在他的出生证上。他曾在15岁时撰写过他的第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是关于一本日记失窃后为了找回进行勒索的故事。他在参加高考时，第一次就失败了。他曾因为权威人士安排他挟带毒品而在布拉格被捕，结果在监狱里被关押了24个小时。德里达脸部的一面曾经麻痹了三个星期，眼睛一直无法闭上。他曾接到过一个电话，打电话者把他错认为海德格尔。他曾经拒绝过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邀请他在她所拍摄的电影中担任一个角色。在青少年时代，德里达曾梦想成为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德里达没有给他的儿子们实施割礼，这让他的父母非常恼火。德里达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和神经官能症，并且过量地服用安眠药和安非他明。
考夫曼在电影中采访德里达时曾这样问他：如果你在看一部关于海德格尔、康德或黑格尔的记录片，你希望能够了解他们的什么方面？德里达说：希望了解他们的性生活，如果你需要我尽快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要听他们谈一谈他们的性生活，正因为他们不讨论这些事情，我就是想听一听他们拒绝讨论的事情。为什么这些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里探讨自己时从来不关涉自己的性生活？为什么他们从自己的著作中抹去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活？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没有比爱更为重要的了。
总之，从这部电影的视觉叙述中，我们可以触摸到一位作为普通人的德里达，这个德里达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迪克决定从德里达的著作中进行观点摘录，然后围绕着这些摘录的观点来结构这部电影。他说：“我想要转换德里达书写中的声音与节奏，因为书写总是完全不同于一位作者言说的方法。由于在许多情况下，德里达的书写风格与其内容是一样的激进且鼓舞人心，所以对于他来说，这是特别的真实。如果不能捕获那种声音的意义，一个人就不能够真正地理解德里达寄于书写中的雄心。”德里达是作为书写者通过书写来表现他的立场的，这样迪克就从能够反映出德里达立场的主题中来选择这些摘要。譬如，关于德里达在为一个学术讲座做临时准备时检查自己知识盲点的摘要，关于在德里达与他临终前的妈妈说话时分析自己话题立场的摘要。
在这次会议上，考夫曼这样表态说：“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我曾经跟随德里达学习过，曾经给学生们讲授过德里达。因此，我不会受材料的束缚，可以对材料进行分析，在几种层面上来制作电影。我希望德里达艰深的思想不是推托困难的借口。这部电影绝对不是一种说教―――它能够使你参与到德里达关于解构的全部著作中来。如果你看完这部电影后，还不能正确地理解什么是解构，尽管如此，你也已经与电影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互动从而开始把握解构了。”考夫曼补充道：“另外，拥有一部关于这个人物的历史电影档案是我们的简单愿望。今天我们能够从电影上看到柏拉图或尼采及他们的生活时代，这不是非常有趣吗？在今后的几百年内，拥有一部关于德里达的电影档案，这是极为精彩而重要的。”
但实事求是地讲，当我们看完这部《德里达》的影片后，关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体系，我们还是无从准确地把握。关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踪迹、差异、形而上学的等级序列等一系列术语及其内涵，我们也仍然无法、也不可能从图像中提取准确的意义。用电影等图像形式来记录、叙述与理解一位显赫的学术人物及其思想是否可能，并且是在一种怎样的理解程度上可能，仍有待质疑。我们的初步感觉是，《德里达》这部电影的受众还只能是那些少数阅读过或研究德里达及其著作的专家与学者，当然也包括那些对德里达充满崇拜感且对德里达的思想一知半解的大学生。不过，电影《德里达》被刻录为DVD光盘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广为传播的。
需要提及的是，关于《德里达》这部电影制作可谓是明星打造，导演迪克在电影文化界名声显赫，他最近拍摄的三部影片曾经在太阳舞电影节（theSun鄄danceFilmFestival）的纪录片大奖赛上获奖。1997年，他导演了在国际文化领域获得好评的电影《病人》，这部影片在1997的太阳舞电影节上获得了特别评审团奖，又在1997年的洛杉矶独立电影节（LosAngelesIndependentFilmFes鄄tival）上获大奖。迪克的第一部长片《私人的实践：一位性代理人故事》（PrivatePractices TheStoryofASexSurro鄄gate），在美国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大奖。迪克刚刚封镜了一部影片《终结》（TheEnd），这是一部关于洛杉矶收容所五位晚期病人及他们家庭病史的纪录影片。迪克还是口碑极好的、被称誉为“美国秘密”探索电影系列的制作人。
电影音乐的制作者是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他是一位世界级的作曲家，他为贝托鲁奇（Bertolucci）的电影《末代皇帝》（TheLastEmperor）所写的音乐曾获奥斯卡奖。电影《德里达》的音乐充满了无调性、无主题的无结构感，音乐的调性解构色彩及音响的随意流动性，很有意味地烘托着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坂本龙一似乎让受众在音乐“声音”的流动与倾听中理解什么是解构。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说。当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操用多种语言对解构理论的晦涩性、电影形式的视图化在跨学科整合中是否可能等诸多问题进行激动地讨论时，一位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法国学者操用带有法语腔调的英语不无自信地从众声喧哗中凸显出来：德里达在法国已经是过时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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