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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血液在散文的脉管里流淌

2004-09-2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有一次与朋友们闲聊,我随口说过这么一句话,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中,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文学界的“寡妇”现象。当时,这是一句接近玩笑的话。但是,我事后静下来一想,发现这是一件实际上根本容不得玩笑地来对待的事情。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尤其是在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诗人

和作家或者被镇压,或者被投入监狱摧残致死,或者自杀,以至于使作家遗孀的数目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按布罗茨基的说法,她们“足够组织一个工会了”)。当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为了自己所钟爱的文学事业,付出了血的代价,甚至献出了生命以后,他们昔日生活的伴侣和艺术上的同志所能继承的遗产便只有孤独、贫困、无助和社会的歧视。她们只能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对以往生活的回忆中;此后,或许惟有在夜深人静时分背诵丈夫从前的作品和书写一些回忆性文字,才能从中找到一点生活的慰藉,从生活之苦中品味出些许甘甜来。

娜杰日达・曼杰什坦姆便是这许多遗孀中的一员。她生于1899年,卒于1980年。她个子矮小,身材纤弱,嘴唇较厚,脸盘较宽,略显棱角,在以美貌著称的俄罗斯女性中间,属于容貌十分平常的一类;然而,正是在这平常的外貌下,跳动着一颗美丽的心脏。1919年,她遇见奥西普・曼杰什坦姆以后,很快就成了他颠沛生活的忠实旅伴。在诗人最孤独的漂泊途中,她悉心为他缓释忧闷与焦虑,与他共同承受来自诗歌和诗歌以外的压力。最后,当曼杰什坦姆原因不明地死去之后,这位容貌平常的女性又以非同寻常的毅力生活下去,成为诗人留下来的诗歌漂流瓶,写作了两卷不平常的回忆录,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这让我们想起了普希金的诗人之死对莱蒙托夫的诗人之生的催发,而奥西普的死亡之火也同样照亮了娜杰日达的文学生命。

目前,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娜杰日达写作的起始日期,但根据布罗茨基的回忆,它们应该完成于60年代末。这两卷回忆录最早于1970年由纽约的契诃夫出版社出版。次年,它们被译成英文,更名为《绝望中的希望》和《被遗弃的希望》,于1971年和1973年先后由雅典娜出版社出版。1989年,它们首次由莫斯科书籍出版社在俄罗斯境内出版。这套回忆录在当时的印数为10万册,但还是供不应求,一直是俄罗斯旧书流通市场上的紧缺书(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当我1999年8月末离开彼得堡时,在正对着喀山大教堂的“书屋”书店里,我发现正摆放着重印的《回忆录》第1卷,标价是346卢布,而与之毗邻的一套四卷本《曼杰什坦姆文集》的售价则是80卢布)。因此,1998年12月24日,当我在彼得堡的“面具”书店以150卢布的书价(那一天,美元与卢布的比价是1:19)买到这两卷回忆录时,我心中自然感到了一种意外的喜悦。

娜杰日达的写作目的是“希望说出真相,仅仅是真相”,尽管“无法说出全部的真相”。回忆录的第1卷主要叙述曼杰什坦姆三次被捕的前因后果,以及最后获知他在海参崴的死讯的经过;第2卷从作者与诗人的相遇开始,回忆他们在20年代和30年代坎坷的生活经历,其中涉及了不少同时代的诗人和小说家,如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丘尔科夫、津克维奇、戈罗杰茨基等,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与逸闻。在写作中,娜杰日达将曼杰什坦姆设定为叙述的中心,至于他周围的人与事,则以自成单元的方式出现,而将这一切联结起来的就是诗歌。因此,她在回忆录中所描写的种种生活细节,在更深层的意义上看,其实是对曼杰什坦姆诗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与阐述。

从某种程度上说,曼杰什坦姆的诗歌就像血液一样在娜杰日达的身体里流淌、鼓荡,驱迫她不得不拿起从前主要用于撰写信件和申诉书的笔来,以散文的形式告诉人们诗歌之所以夭折的真相。在这两卷回忆录中,她把个人的遭遇置放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中,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展示诗人的个性、才华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样,她的文字反映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它们还折射着时代的精神状况,作者在为一名天才诗人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的同时,巧妙地勾勒出了这幅肖像后面的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这里,需要略作提醒的是,或许正因为作者并非专业的文学家,她的叙述展示了别样的魅力,读者仅仅只要浏览一下,就能感受到洋溢其中的诗意的流畅,自然的节奏,口语的亲切,以及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的睿智和诗人的妻子的激情。

据说,爱情像死亡一样强大,曼杰什坦姆的死亡证实了这一点,这强大的力量最直接的证明就是娜杰日达的回忆录。因此,我们要说,曼杰什坦姆诚然是不幸的,但不幸的曼杰什坦姆也有着常人没有的幸福,这幸福便来自他的妻子,来自于他妻子对其遗愿的执行。我想,一个诗人如果能够拥有这样一位妻子,他怎么可能还会有更高的关于幸福的奢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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