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降临时，皇家迈尔大街两旁的fringe活动一个挨一个。Imaginechina
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标志
韦尔什看上去好像和某种黑社会有什么关系
斯巴克的出场自然就成了焦点
要看书，到夏洛特广场花园
正月是中国人的春节，8月是苏格兰人的爱丁堡节。媒体称爱丁堡节为“爱丁堡文化节”，苏格兰人说就是“爱丁堡节”，因为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敲定的。不过，媒体把“爱丁堡节”称为“爱丁堡文化节”也没错，因为当今的爱丁堡节基本上是由艺术、图书、电影、音乐和fringe组成的，都属于文化的范围，只是Fringe这个英语单词不好译成中文，其本意是“外围”，或许权且称为“边缘文化”或者“外围艺术”？著名的皇家迈尔大街是fringe的大本营，白天有零散的fringe活动，例如吉他演奏者自弹自唱，一对男女在演说，一个席片大的舞台上几个人在演出话剧……然而黄昏降临时，街道两旁的fringe活动一个挨一个，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至于主体文化，我想一定观众如潮，尤其周末，我们饭店所在的干草市街，大巴车停得满满当当，乘客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秩序井然，默默等待的人群中透露出的是浓郁的文化渴望。
然而，最能代表文化的书籍，你在爱丁堡的街头是看不见的。要看书，进书店。爱丁堡节期间，要看书，到夏洛特广场花园。
“请问，夏洛特广场花园怎么走？”
“你要去图书节吧？右拐，直走，到了圣乔治街，看见绿树的那头就是。”
作者和读者热情交流
这次是应英国文化协会之邀，与英国文化协会的赵莉女士一起去参加英国文化协会主办的bookcase活动的。
我参加的第一个bookcase活动是8月19日下午8时整，若在国内正是中午午睡的时间，我的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坐在黑压压的剧场里，迷迷糊糊之中看见两个人在讲台前就座，我心想听讲的过程中准会睡过去了。主持人杰尼斯・佛西思是BBC苏格兰广播电台“艺术秀”的主持人，对作家欧文・韦尔什做过简短介绍后，欧文・韦尔什站起来，立即迎来一阵热烈掌声；接下来韦尔什说他要给观众朗读他的一个新短篇，我的朦胧状态立即消失了。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在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时代最为流行。狄更斯两次访问美国的朗读曾经让美国的听众如痴如醉，引起很大轰动。奥斯卡・王尔德在伦敦文学沙龙朗读他的作品，征服了多少贵妇淑女！亲耳聆听英语作家朗读他们作品，我一直以为只会是一个梦想，而当梦想成真时我的情绪就一直处于兴奋中了。韦尔什在朗读一篇关于养虎的故事，台下的笑声和掌声不断，作者和读者颇有互动效果。韦尔什是爱丁堡作家，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让当地听众听得如痴如醉，而我听起来就困难得多，好像大多数句子都听明白了，但它们连在一起却让我只能听懂十之二三。不过，这丝毫不会影响我全力倾听的情绪。我所向往的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也许就应该是这种样子，作者的精神投入和听众的反响是我最想知道的。韦尔什朗读的对话最精彩，好像他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让听众随着他一起走进了他的作品中。韦尔什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穿件圆领衫，一条牛仔裤，一双厚底皮鞋，一身剽悍之气，看上去好像和某种黑社会有什么关系，却能把一篇短篇小说朗读得让读者如临其境，让人感觉到文学的力量。他的朗读结束后，留出来20多分钟让观众向他提问题，观众争先恐后的提问把作家和读者互动的情绪推到了顶点，。
在后来得到的一些相关材料里，我了解到欧文・韦尔什果然与某类黑社会有过关系。他为了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为火车记号码》，曾经长期和爱丁堡城的吸毒群体生活，从而写出了反映爱丁堡生活更加阴暗的侧面。这部小说列入当年布克奖提名的前十名，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取名《猜火车》。我在读者中打听他们对韦尔什的态度，他们纷纷举起大拇指赞赏。我想，这样的实力派作家如果能介绍给中国读者，也许比介绍获奖作品还有意义吧。
这样的bookcase活动我参加了近二十次，每当想起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日子，我的耳边总会想起英语作家们个性鲜明的朗朗读书声。
三诗人先后登场
夏洛特广场花园内搭建起了两个中等书店，四个剧场，两个会议室，三个办公室。在这些场所中间还留出了两块草坪。最大的剧场有580个座位，其次是300多、200多、100多甚至几十个座位不等。公园的东北角是厕所和搬运图书的进出口。20年前举办第一届图书节时只有寥寥几个帐篷，如今却俨然一个样样具备的小型图书城了。500多个座位的主剧场和300多个座位的次剧场，从外看像帐篷，可从里边看十分讲究，屋顶和墙壁都用布包裹起来，像装修过的墙壁和天棚。讲台上摆放两把椅子，麦克风和灯光的效果很好，背景是一面大窗户，有几个窗格点缀了花草和树木。图书节不收门票钱，但是所有帐篷剧场里的活动都凭票入场，票价八、七、六、五镑不等。
夏洛特广场花园不大，主要是草坪，周边有一些树木，中央是埃尔伯特王储骑马的塑像。这位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的配偶，对文化事业十分关注。1851年的伦敦首届博览会就是在他的主张下举办的。俯瞰着下边这些临时建筑物和来来往往忙于文化的人群，这位王储一定会感到格外高兴。在主剧场主讲的作家都是知名作家，如欧文・韦尔什，朱利安・巴恩斯，伊恩・班克斯，珍妮特・文特森和缪里尔・斯巴克等。作家的名声和剧场的大小基本上成正比。不过这可不是论资排辈，或者按什么级别安排规格。这完全是为了作家的利益。8月20日上午我在“作品剧场”听青年作家欧文・希尔斯的朗读，剧场的座位不是阶梯式，而是平地摆着。200来个座位空着三分之二，作者朗读作品的方式基本是念，或说照本宣科。希尔斯是威尔士青年诗人，《尘土日记》是他的第一部小说，是他根据在非洲津巴布韦寻找殖民时期一位亲戚的踪迹的所见所闻而创作的。但是他朗读得非常卖力，回答听众的问题时尤其认真，总是先和提问的人把问题弄清楚，略加思索才认真回答，而且回答得很真诚很有信心。可以想见，如果把他安排在主剧场，580多个座位空着三分之二，这样的空旷会给年轻的作者带来多大的压力？他是否还能做到真诚而有信心地与听众交流？有了坚实而平稳的起步，才能有一步三跃的上升阶梯。在一份介绍年度优秀青年诗人的小册子里，我看到了希尔斯的一首短诗，名叫《还不是我的母亲》，读着很好，试译如下：
昨天我找到一张照片是你十七岁的，手勒马缰面带微笑，还不是我的母亲。
紧紧的骑手帽藏起了你的头发，你的腿还像男孩子的修长。你勒紧缰绳，你的手在马的大嘴下攥紧拳头。
棕色的树木仍在背景里，朦胧的老树枝遮挡着天空，而让我着迷的是你的脸，那就是我的脸。
一瞬间我以为你就是我。可很快我看见了女人的外衣，腰间紧束，裤腿灯笼，当然还有日期，写在角落。
这一切再一次告诉我，那就是十七岁的你，紧勒马缰面带微笑，还不是我的母亲，尽管我显然已是你的孩子。
我不喜欢翻译过来的诗歌，可这首诗即便翻译过来我还是读得出其中浓浓的诗意。毫无疑问，作为年轻诗人，希尔斯是很有才华的。然而，全世界都一样，诗歌呼风唤雨的日子在渐渐远去。此前我去参加了一个诗人朗诵会，三名诗人同在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个人都朗读得十分卖力气，朗读出来的诗歌在声音和韵律上让人享受，而且听众还可以从朗读中听得出一些诗歌的创作状态；听众的反映不是此起彼伏的笑声就是一阵又一阵的掌声。然而，最后没有留下一点听众提问的时间。我想这是根据以往的经历所做出的安排。诗歌是古老的，优雅的，也是相对难懂的，因此听众不仅少，可以通过诗歌对话的人更少，哪怕三个诗人维持一次朗读。相对诗歌的冷清局面，希尔斯一个人能够面对近百名听众，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了。作家这职业的确不是母鸡下蛋，咯咯几声就屙出一颗新鲜的蛋。选择做作家并且决意走到底，怎么走到一个顶点，取决于个人的态度和耐力。在我所听过的作家朗读中，像希尔斯这样朝气勃勃的青年作家，大概占到了四分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英国当青年创作的活力和连续性。
作家携新作踊跃参加
图书节的朗读是精彩的，而听众（也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问与答也同样精彩。毫无疑问，作家是人类的思考者和精神食粮的创造者。广大读者对他们历来就怀着崇敬，因而和作家一起活动是非同一般的经历。英国19世纪作家乔治・吉辛在他的《新寒士街》对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作了十分生动的描写。现在，随着电视网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作家在屏幕上露面的机会多了。此消彼长，要守住一块阵地并不容易，英国的作家历来注意与作者的沟通。我在许多英文文章里都看到留住老读者、发展新读者的问题。这次图书节先后有500多名作家来参加活动，出场费都是象征性的100镑。据我了解的信息看，只要有新作品问世的作家，都踊跃参加。这从他们朗读自己的作品的态度上完全看得出来。不管是不温不火的，还是激情四溢的，他们都对自己的新作品充满感情。一个小时的bookcase活动，介绍约占10多分钟，朗读20多分钟，问答活动20多分钟。在我看来，问答部分最精彩。不管听众提出什么问题，也许是关于新作品的内容，也许是关于多年前的一部作品中的一个小情节，也许是关于其中的一句话，也许就是一句题外话，作家都要面带微笑，一一回答。
林・厄尔曼是一位写出两部小说的青年女作家，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千金，带着新作《斯泰拉下滑》来参加图书节。有趣的是，听众除了对她的小说感兴趣而提问外，还对她的作品能否由她的父亲改编成电影很感兴趣。有人问：
“如果改编电影，是你亲自改编，还是由你父亲来做？你会干预吗？”
“不会。至于家父是否会参与改编，改编成什么样子，决定于他而不是我。我不会干预任何事情，只对我的书负责。如果有人改编我的书太多，那我也不会干涉。他们干的是电影，我干的是写书。”
伊恩・班克斯今年正好50岁，在他的bookcase活动中，一位正好50岁的老者对他说：
“你在你的《在草地上散步》里说，人到70岁，不可乱走动……”
“那是小说里的话，虚构的。”“可是作为一个整整70岁的人来说，我认为你的话对我很有用处，我感谢你！”
中国也有说法：70不出远门，80不出家门。班克斯写到这样的话也许只是为了书中人物或者情节，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对他作品中的话如此尊重，我想班克斯从心里会感到欣慰的。作品一定要反映现实，读者的反应是一种检验。
朱利安・巴恩斯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今年58岁，他是带着他的新作短篇小说集《柠檬餐桌》来参加活动的，在念过他的一个短篇之后，一位女听众向他提问说：
“巴恩斯先生，我要指出的是，生活并不像你描写的那样糟糕。”
这实在是一个很外行的问题，因为作家笔下的现实生活一定不会和读者的实际生活一样。但是巴恩斯的解释很诚恳，尽量说明白为什么他要写生活中“糟糕”的东西，达到与读者真诚沟通的效果。
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带着她的新长篇《灯塔看守》来参加图书节，她的朗读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尽管事前从相关材料上得知她是一个“非凡的朗读者”，但是她那种激情迸发的朗读还是让我感到吃惊。那是一种对自己作品的忘我投入，是对文学的忘我投入。她的朗读赢得了听众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表示出读者对她的爱戴和信任。一位读者问她说：
“作家是社会道德的捍卫者，你认为你是吗？”
“这是个大问题，我只能说我在用心写作，诚实地写作，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所感受的写出来就很好了。能不能对维护社会道德有益，得由我的作品来说，不是我自己来说。”
87岁的缪里尔・斯巴克莅临图书节，是一件大事。这次爱丁堡国际图节请到了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整个爱丁堡节把她的到来列为20件大事宣传。但是，斯巴克是在爱丁堡出生的，又比莫里森大十几岁，她的出场自然就成了焦点，本届图书节的荣誉奖也授给了她。她进场时便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入座后主持人对斯巴克进行了简短介绍并进行了简短对话，然后斯巴克开始朗读她的作品：一首诗和她的新作《自传》中的两个片断。她的朗读依然字正腔圆，声音洪亮，只是朗读结束得比较早，给听众留出了30多分钟的时间进行提问。但是，关于她的作品的问题很少，绝大多数是关于她的经历、健康和生活的：她是爱丁堡生人，为什么一生很少来爱丁堡长久居住？她为什么一生都在流亡？作为一个87岁的人，每天都还在写作吗？每天还能写作几个小时？《传记》已经出版了，还会接着写吗？你认为英国当今的优秀作家是谁？……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编辑过她的《不许打扰》。当时她虽然常有新作发表，但是名气比同辈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和爱丽丝・默多克等人要小得多，但是她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坚持不懈，荣辱不惊，名声一步一步建立起来，赢得了尊敬……我忽然之间深有感触地理解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作家踊跃来爱丁堡图书节展示新作的行为了。人的一生选择什么职业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所选择的职业兢兢业业进行到底，这样的挑战是终生的，而不是一时一地的。每次带着新作品来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不管年龄大小，名气高低，都是一次汇报，一次考试，一次检验，而面对的不是领导、老师和关卡，只是听众，或更确切地讲，是读者，问题的关键在于：留住老读者了吗？发展新读者了吗？
你们很会花钱
爱丁堡国际图书节每年是由爱丁堡市一个非营利组织承办的。今年的赞助者主要是苏格兰《先驱报》和《星期天先驱报》。图书节从8月14日至8月30日，为期三周（不包括星期天）。
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一定要体现它的国际性，因此在有关宣传材料上用世界地图标出了21个作家的国家，并对他们进行简短的介绍。另一部分国际性活动，依我看，与英国文化协会的参与很有关系。今年，英国文化协会邀请了66名外国文化人士参加爱丁堡国际文化节，分别来自34个国家。这些人除了参加图书节上出售门票的bookcase活动，还参加英国文化协会苏格兰分会主办的“Bookcase参加者特别活动”，一共三次，每次两个半小时，因为在洛克斯伯格饭店举办，便称为“洛克斯伯格谈话”，全部由青年作家雷切尔・霍姆斯主持。这样的活动显然有招待远方客人的格调，饭店是四星级的，活动结束后备有丰盛的午后茶点。第一次活动我因故缺席了，第二次是霍姆斯和德国青年女作家雷切尔・施福特的谈话以及施福特朗读自己的作品，即她的列入“布克奖”提名的长篇小说《黑暗的屋子》。施福特的家庭讲两种语言，英语和德语，但因为一直生活在德国，德语是她的母语。她的朗读很流利，但是不生动，没有激情，和学生阅读课文差不多。我听她的朗读几乎全部听得懂，而听英语写作的作家朗读至多听懂十之五六。我想她不能用英语写作而只能用德语写作，其区别也许就在这里吧。有趣的是，与会者对她的作品的内容远没有对她的作品如何翻译有兴趣，例如：你的作品为什么翻译得这么快？谁翻译的？你为什么不自己翻译？你对译作满意吗？由此还有人问，别的国家翻译英语作品很快，很多，可英语国家的人如今几乎不屑做这样的翻译，是不是他们太懒了？
施福特穿着一件领口开得很大很低的毛衣，一根精致的奶罩带子历历在目。这样的穿戴照老眼光看来，是很邋遢的。但是那根外露的奶罩带子精致得近乎艺术品，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穿戴很可能是一种时尚。有了这样的想法，再看英国年轻女子的穿戴，竟有许多人露着奶罩带子。不过，令我吃惊并感动的是，在我们用午后茶点时，我看见施福特在一脸幸福地奶她的孩子！怀抱呀呀待哺的婴儿来参加国际图书节，这样对书的投入和热爱，应该能写出好书来，不是吗？
第三次活动是雷切尔・霍姆斯和托比・利特的谈话并由利特朗读自己的作品。我想，托比・利特将来也许会为中国读者渐渐熟悉。去年他参加了英国文化协会在中国组织的“中英作家列车在线”活动，一下子迷上了中国文化，回国后开始用光盘学习中文，如今竟可以隔三差五地用中国字表达他的意思。老作家缪里尔・斯巴克推荐了三个实力派作家，托比・利特是其中一个。
英国文化协会伦敦总部文学部主任乔纳森先生告诉我，他们邀请到的作家几乎全都来了。
“他们没理由不来，这是他们展示的好机会。我们文化人有句老话：留住老读者，发展新读者。你不与读者接触，怎么留住？怎么发展？”乔纳森先生说。
“邀请作家要花很多钱吗？包括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bookcase参加者。”“今年我们得到了五万英镑的资助，事情就办妥了。”
“你们很会花钱，把钱花到了该花的地方。”
乔纳森先生笑了笑。我不知道他是否完全听懂了我的话，不过我的话是由衷的。12年前我到英国留学，我在英国的所有安排都是英国文化协会负责的。我的八周语言学习被安排在了英格兰中部班布里小镇，那里只有4万人口，却有英国文化协会指定的一所语言培训学校。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都住在市民家里，从我的房东那里我了解到，她一年很重要的收入都来自学员的住宿费。作为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文化组织，知道把钱花在偏远的小镇，是文化头脑？还是经济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