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该不该？
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家孔子曾经说过，“有教无类”。在他的教育实践中，“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论语・述而》）然而，随着教育产业化口号的提出，教育成本大幅度提高。许多家境贫困的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尽管教育部官员公开说明，教育主管当局并没有提出过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教育产业化现象比比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公益性办学模式，独具中国特色的教育产业遍地开花。中国的教育在高速发展阶段，突然迷失在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教育将会怎样发展？
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教育投入仍然是政府的重要义务。在有些国家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教育拨款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教育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教育投资周期长、规模大、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仅仅依靠个人或者社会团体的资助根本无法实现教育的普及。所以，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经费，实现国家的教育目标。
既然教育投资具有公益性，而教育产品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那么，在教育投入和产出的评价上，就不能沿用传统的市场模式，而应该按照公共产品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对待教育机构。比如，在经费的投入上，不仅仅要考虑到效率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到公平问题。在经费的筹措和使用过程中，在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权威性的机构按照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独立的运作。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国当前的教育管理模式，就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譬如，我国当前教育机构的设置，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对教育的不同需求，教育机构过分地集中在少数发达地区。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目前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衡问题，少数重点大学每年获得巨额的教育拨款，可是绝大多数普通院校却难以获得正常的教学经费，一些大专院校不得不靠自筹资金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中国的教育已经进入到了“损不足以补有余”的地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能依靠市场的力量，而应当由政府尽快转变教育思想，重新考虑中国教育未来的布局和发展战略问题。在我看来，政府在教育领域实行的“抓大放小”方针已经严重压缩了绝大多数普通高校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应当尽快调整发展思路，重新进行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教育产业化曾经是悬在中国教育机构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它让中国的教育机构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所在，前仆后继的涌入市场大潮之中，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品牌效应获取超额的垄断教育利润。在一片繁荣的背后，是中国教育方向的迷失。所以，中国教育的发展，必须首先实现教育机构的科学定位，防止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误入歧途。
平民化教育不等于盲目扩招
应该看到，世界各国的义务教育不断深化，非义务教育不断普及。在一些国家，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平民化教育。我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越来越大，上千所普通高等院校已经担负起了为祖国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但是，必须承认，与我国的人口基数相比较，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仍然偏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尽快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目标，中央政府作出了大学扩招的决定。现在看来，大学扩招固然可以满足更多优秀青年继续深造的愿望，但是，由于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着基础设施陈旧、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所以，大学扩招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教学质量整体下降。许多大学忙于完成扩招任务，没有从根本上考虑如何改变教学模式和教育思想，而是简单地将传统的课堂教学规模放大，结果导致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教学事故。
大学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专门教育。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的基础，大学教育越普及，未来的精英教育基础就越扎实。但是，如果基础不牢，大学教育质量不高，那么，所谓的精英教育也就缺乏根基。所以，在大学扩招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教育领域的豆腐渣工程。事实上，中国当前高等教育中出现的许多腐败问题，都与大学的盲目扩招有关。
平民化教育不等于降低质量的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平民化应当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平民化。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首先提高大学自身的素质，不断地充实师资力量，建设必要的教学设施，然后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招生规模。中国当前这种揠苗助长的做法，既损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声誉，也为未来的精英化教育埋下了祸根。有关决策部门应当认真反思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大跃进”问题，扎扎实实地建设中国的大学教育基地，而不是通过盲目扩招实现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现在，教育主管部门正在进行高等教育的评估工作。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如果没有摆正教育平民化与精英化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那么，今天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难以收到实效。
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是契约而非管理关系
当前，中国教育机构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教育经费短缺促使教育机构不得不运用市场的手段筹措经费，教育机构面临市场的压力；而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机构仍然是政府的附属物，缺乏自主办学的权利，教育机构不得不随时面临教育主管当局的压力。这种双重压力导致中国的教育机构变得不伦不类。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像招生考试这样一类最基本的权利也被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教育主管机关的手中。教育机构缺乏最起码的办学自主性和积极性。为了适应内外压力，许多教育机构负责人将主要精力用在社会公关方面，他们一边千方百计地从政府部门获取资源，而另一边又充分利用政策上的空当，进行市场化经营，为本单位谋取利益。大学的好坏，变成了与教育主管部门关系好坏的大比拼。大学彻底失去了独立人格。
其实，大学自治不仅是教育的传统，而且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大学教育有自身的规律，它不能依附于行政部门，也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组织。作为“教育服务”这种特殊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大学必须建立一套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在学术上奉行独立自主，在日常运作中倡导民主管理，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方面，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和学校的章程办事。在我国，大学成为了一些政府官员加官进爵的跳板，教育机构成了带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准政府组织。甚至在一些司法诉讼中，也将大学看作是具有一定行政管理权的政府部门，学生对大学的诉讼被当作是行政诉讼。
在我看来，大学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当学生根据自己的考试成绩选择大学并且被大学录取后，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教育契约关系即告成立。在这个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如果教育机构没有按照学校的章程和招生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教育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承认教育机构和学生之间的契约关系，实际上隐含着对教育机构独立主体资格的承认。因为只有在教育机构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民事主体之后，它才能够平等地参与到法律关系中去，享有权利并且承担义务。现在，我们一方面向学生传授权利意识，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承认学生的基本权利。比如，许多大学实行了后勤服务的社会化，建立了庞大的学生公寓。由于这些学生公寓质次价高，许多学生宁愿到外面租住民居，也不愿意搬进学生公寓。现在教育部门以红头文件的方式，要求学生必须从校外搬进学生公寓，这是没有尊重学生基本权利的表现。所以，今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定要学会尊重教育机构的独立人格，尊重学生的基本权利。
学术领域的评价应来源于学术共同体内部而非行政
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学术独立作为一句格言最早写在大学的旗帜上。在许多国家，宪法不仅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且还规定学术研究不受法律追究。在学术研究领域，学者可以不受约束地舒展自己的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国没有学术评价的基本标准。不过，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学术领域的评价往往来自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学者们自定规则，并且按照规则进行自我评价。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学术评价的自律性保证学者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但是，应当看到，在学术界内部同样存在着腐败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在西方国家，主要通过加大学术透明度，减少乃至杜绝学术领域中的不良现象。在我国，学术腐败问题也逐渐地浮出了水面，但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我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往往借助于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来消除学术领域的部分腐败现象。但中国学术研究评价主体和评价方式的行政化，导致中国学术研究具有浓重的行政色彩。不少学者不是根据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从事科学研究，而是根据行政长官的意志或者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展开自己的研究思路。学术人格的缺失和学术研究独立性的缺乏，导致中国学术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扭曲现象。学术界虚假繁荣的背后，是学术思想的苍白。许多学者已经沦为了少数垄断财团的利益代言人。中国的学术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
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必须首先改变学术评价体系，让学者自己说了算，尽量避免用行政手段评判学术上的是非。应当让学者在公平、公开竞争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应该让学者建立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并且按照自己的规则，处理自己的学术纷争。
在行政机关无法触及的地方，就是学术生长的肥沃土壤。我们应该为学者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让他们独立地从事科学研究。
以学分制和选课制为代表的准工业教育模式是否适合大学教育？
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强调“因材施教”。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 强调因材施教，就是要求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有的放矢，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但是，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学分制和选课制为代表的准工业化的教育模式不断被推广开来。教育机构流水线生产，导致许多学生缺乏个性。而这样教育的结果又产生了分配难的问题。因为同质化教育必然导致竞争的加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目前中小学正在逐渐推广小班教育，而高等教育机构却正向相反的方面发展，许多大学课堂由于人数太多，不得不在大礼堂开班上课。因材施教的传统彻底寿终正寝了。
有些学者认为，大学教育本来就是一种通才教育，所以，不可能对每一个学生量身定做，安排具体的教学计划。他们把通才教育与因材施教对立起来，以为通才教育就是流水线作业，不可能顾及到学生的实际差别。其实，通才教育指的是让每一个大学生都能掌握最基本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着的需要。但是，在如何传授这些知识方面，仍然需要因材施教。所以，强调大学的通才教育，并不是要采取流水线教育方式，而是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案，最终实现掌握基本科学知识的共同目标。
现在大学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偷工减料现象。许多大学课堂没有了课堂作业和课后辅导，甚至有些论文指导老师并不认识自己所指导的学生。出现这些问题，首先是因为我们的教学思想出现了问题，将大学教育简单地看成是标准化教育，忽视了教育对象的个性，扼杀了教育过程中具有独创性的东西，将充满活力的大学教育变成了平庸教育，将创造性的大学，变成了工业化的生产流水线。在这样的环境里，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比那些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更缺乏创造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放弃进入大学深造机会的原因所在。如果中国的大学再不改革，继续将因材施教变成流水化作业，中国的大学毫无前途可言。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改变“放鸭子似的”教学方式，重新划分班级，让学生有更多亲近老师的机会，让学生之间有更多相互交流的机会。
大学“自治”应如何“自治”？
大学自治是中国教育机构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大学自治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首先，大学自治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具有自我净化能力的学术共同体，防止在教育机构内部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当前，由于教育机构普遍缺乏透明度，任人唯亲的现象较为普遍。许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志未必能够得到应有的肯定，而那些热衷于拉帮结派、投机钻营的教师也未必能够被清除出教师队伍。所以，在大学自治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增加透明度，让教育机构接受公众的舆论监督。事实上，通过曝光，许多在大学里混日子的东郭先生已经被驱逐出教师队伍，教育机构正在通过自我清洁运动，重新成为神圣的殿堂。其次，在教育机构内部要实行休养生息制度，让教师们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潜心研究学问。坦率地说，大学里出现的许多腐败现象都与我国不合理的评价体系有关系。一些教育行政机构像小商小贩一样，希望大学教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忽视了教学研究的最基本规律。不合理的评价标准促使一些年轻教师急功近利，通过弄虚作假获得有关物质和精神奖励。所以，在实现了大学净化之后，应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取消不合理的评价指标，让大学教师休养生息。第三，教育主管当局应当尽快下放办学自主权，让学校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和自身的条件，主动地调整教学计划和办学方向，通过自我发展适应社会的基本需求。第四，应当尽快改变过去那种完全依靠国外标准建立起来的教学和科研评价体系，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评估和科研评价标准，让每一个学者都能够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开展学术活动。第五，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公开学术成果，让学者的学术观点惠及全社会。同时也通过互联网等传播媒体，将学术界的腐败丑闻公诸于天下，对某些学者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当前，大学自治问题的突出表现就在于，一些教师期望获得更多的权利，可是当教师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候，他们又自然而然地希望通过行政途径解决问题。一位长期在教育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前辈曾经说过，一些大学教授口口声声埋头做学问，不愿意作官，可是为了系主任和院长的位置，他们私下里拉帮结派、勾心斗角。这样的人确实难以担当起大学自治的重任。他们大权独揽之时，也就是普通教师和学生遭殃之日。可以说，在许多院校还缺乏自治的基本条件。这是当前中国教育机构面临的最尴尬问题。所以，加强师德教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教育发展正处在紧要的关头。拨开当前教育领域中的重重迷雾，看清种种乱象，对于今后中国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希望中国的教育当局能够认清大局，高瞻远瞩，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找出一条崭新的途径。相信中国教育机构的广大教师能够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为中国教育的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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