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庆贺历史所建所50周年时，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敬意，想念那些在建所初期点燃起学术薪火的前辈学者。
●历史所50年的历史，是和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史分不开的。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整个史学界成绩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历史学所存在的缺点和不
足，以及它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在历史所这50年的历史中有所反映。
●前些年，还有一种颇为时髦的说法，认为建国以后，由于“左”倾思想的误导，史学研究把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史都变成农民战争史了。持这种说法的同志对于“左”倾思想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1961年，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全体成员合影
历史研究所历任所长
郭沫若（1892－1978）：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1960年一所、二所合并后任历史研究所所长。
陈垣（1880－1971）：1954年至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兼）。
侯外庐（1903－1987）：1980年至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1982年后任名誉所长。
林甘泉（1931－）：1982年至1988年任所长。陈高华（1938－）：1988年至1991年任所长。李学勤（1933－）：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陈祖武（1943－）：1998年至今任所长。
2004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1994年纪念建所40周年时，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四十年的回顾》（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就自己在历史所40年工作的感受，谈了几点意见，主要涉及4个问题：（一）关于研究所的基本任务；（二）关于集体协作；（三）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四）关于保持原有的研究优势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转眼之间，又过了10年。在纪念建所50周年之际，所内同仁纷纷撰文共叙衷情。50周年是大庆，作为建所初期到所而尚幸存的一名工作人，我似乎没有理由不再握笔写几句话。但星移斗转，无论是国内、院内或所内，这十年间形势都有不少变化。新的形势会触发一些新的思考，也是很自然的。
《庄子・养生主》说：“指（脂）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学术的传承也如同薪尽而火传一样，烛薪的燃烧是有穷尽的，但已经点燃的火却会传续下去。当我们庆贺历史所建所50周年时，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敬意，想念那些在建所初期点燃起学术薪火的前辈学者。历史一、二、三所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成立的，中央指派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兼任历史一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兼任历史二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改为历史三所，所长范文澜。近代史研究所前身是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有一定基础，而一、二所则属新组建，无论是研究人员或图书资料都完全是白手起家，十分困难。在1959年两所合并之前，一、二所虽然挂两个牌子，但党政工作实际上是统一的，一个党支部，一个行政办公室。一所的日常业务工作由尹达副所长主持，二所的日常业务工作由侯外庐副所长主持。向达先生兼任二所副所长，他的人事关系虽然仍在北京大学，但也经常兼顾二所业务工作的领导。在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顾颉刚、杨向奎、胡厚宣、张政?、贺昌群、王毓铨、谢国桢等著名史学家相继由高等学校和其他单位调来历史所（孙毓棠先生后从经济所调来）。据我所知，当时拟调来所的有其他几位著名学者。但高教部的领导认为这样一来会大大削弱高校历史系的教学力量，向中宣部的领导同志提了意见，结果从高校继续调人的安排就此打住。后来历史一、二所采取聘请兼职研究员和副研究员的办法，又特邀一批著名史学家如蒙文通、唐长孺、谭其骧、白寿彝、翁独健、韩国磐、李埏、邱汉生等参加所的研究工作和指导青年同志。白寿彝和翁独健两位先生还一度担任历史所研究室的主任。正是由于有一批享有盛誉的前辈学者作为专任研究员和兼任研究员，才使得历史所建所以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开展工作，而陆续分配来所的青年同志也得以在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成长。历史一、二所合并以后，所长仍由郭沫若兼任，尹达、侯外庐、熊德基任副所长（以后又增加东光和白天同志）。历史研究所作为国家的科研机构，基本任务应该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培养高水平的历史学者。这一点，历史所的领导班子从一开始还是有所认识的。来所较久的同志都知道，尹达同志曾多次提出研究所的任务是出产品、出人才。外庐同志曾对“任务带学科”的提法表示不同的意见，认为这种提法会削弱历史学科的基础研究。针对当时上面布置下来的有些干扰正常研究秩序的非学术性任务，他甚至在党委会上提出过“我们敢不敢顶回去？”的意见。但是在当时政治运动不断的压力下，所领导不但未能集中精力开展科研工作，还得经常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右倾”思想。在我的记忆中，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正常的研究秩序基本上就被打乱，只有在60年代初3年困难时期，中央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并批转“科学十四条”意见之后，研究所才得以有较多的时间用于开展科研工作。历史所的老同志都会记得，那3年虽然大家的生活十分艰苦，却是用功读书的黄金时期，同志们始终保持着精神饱满的状态。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又重新抬头。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历史所也就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了。
“文化大革命”中，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个重灾区，历史所也未能幸免。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历史所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轨道。侯外庐、尹达同志恢复了工作，梁寒冰、马健民、吴友文同志也先后被派到历史所加强领导班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历史所的各项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老一辈专家焕发了学术青春，笔耕不辍。“文革”前来所的青年同志这时都已步入中年，他们当中一些人已有不少科研成果问世，有的在相关研究领域中还享有较高的知名度。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之后，历史所基本上不再接收大学本科生，而是从研究生中补充新鲜血液。但由于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经费是从社科院总经费的“蛋糕”中分切的，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名额受到一定限制，结果使我院无法像高等院校那样从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多选拔一些人才充实研究队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所从历届毕业的研究生中还是尽可能多留下一些同志分配到各研究室工作。随后还从若干高等学校吸收少数博士生来所。这些同志今天都已成为历史所各研究室的骨干力量。2002年，郭沫若纪念馆划归历史所领导，郭平英同志任历史所副所长兼纪念馆馆长。
历史所50年的历史，是和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史分不开的。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整个史学界成绩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历史学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以及它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在历史所这50年的历史中有所反映。历史所的老专家和青年学者，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热门课题“五朵金花”（注）讨论的积极参与者。而讨论中出现的某些缺点，诸如把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公式化，以及拔高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革命性等等，也在我所同志的一些论著中出现过。无论是“文革”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或是“文革”中的“批儒评法”，历史所也都有同志跟着“左”倾指导思想犯了错误。50年的风风雨雨，成绩值得我们珍惜，而缺点和错误需要我们铭记并引为教训。“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和全国的史学工作者一道，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教育，又有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环境来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从而大大激发了大家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全所人员在新时期中出版和发表的专著、论文、工具书、资料和译著数量之多，是“文革”前17年时期所不敢想像的。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人文学科，但它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最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意见》还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这使我联想起最近几年在史学界有一股力图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思潮，也使我回忆起历史所老一辈学者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在历史所工作50年，我所接触的前辈学者给我留下了两点很深刻的印象，一是他们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二是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愿望。他们并不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会妨碍自己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相反，从他们五六十年代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使他们开拓了自己的历史视野，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比先前深入了。杨向奎先生还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就很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调来历史一所后，他组织青年同志学习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用来指导古代史的研究。五十年代国家民委组织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调查时，向奎同志不仅组织历史一所的青年同志参加，还亲赴少数民族地区参加调查。一、二所合并以后，他一度担任明清史室主任，主持孔府档案和乾隆刑科题本的整理，目的也在于了解明清时期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形态。贺昌群先生原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南京刚解放时，他为了潜心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特地移居城外一段时间，闭门谢客。他调到历史所后，仍孜孜不倦地阅读经典著作。从他的专著《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经典著作钻研的用功之深。王毓铨先生是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者，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中说：“自周秦以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同一个帝王同一个官僚机构统治之下的具有严格等级制度的封建社会。它和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很不同。因此我们称古代中国为封建社会常常引起欧美历史学者的误会和反对。中国学者之所以称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是因为这个社会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超经济剥削。”这个提纲写作于1980年，其时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封建社会的争论已重新泛起。毓铨先生对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解虽然不像多数史学工作者那样着眼于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强调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的超经济剥削。但他的观点仍然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一种探讨，与有些人否定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断言中国历史上不曾存在封建社会迥然有别。孙毓棠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理解与王毓铨先生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广大农民受到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的双重剥削与压迫。他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宋代的赋役制度为例，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地租与赋税分化了，地主阶级攫取地租，而封建国家攫取赋税，表面上地主阶级也要负担赋税，但他们往往用各种方法把法定应由他们承担的田赋转嫁到农民头上。农民被迫为封建国家从事的徭役不是劳役地租，而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一种超经济剥削。毓铨先生和毓棠先生的不同见解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并不要求史学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作公式化或没有个性化的理解。他们在研究工作中仍有足够的求同存异的学术空间。还应该提到的是张政?先生。张先生在史学界素来有“小王国?”的美誉，以实证功力见长。但刚出版的《张政?文史论集》，却为我们展现了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所作的努力。他的名篇《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认为周代奴隶人数不多，国人和庶人不是奴隶，“因此想按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里处理同样问题的方法，把它叙述在氏族社会的末期”。张先生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意见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他在1998年为《学林春秋》所写的《我与古文字学》中仍然坚持要把古文字考释与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结合起来的方向。文中说：“五十年代时我曾将商代社会视为氏族社会末期，到了六七十年代，此种看法已有所转化，我已确认商代已有国家，且是奴隶制国家，已有阶级分划。但商代社会形态中的许多问题，如生产关系的实况，社会组织结构等都是需要探讨的，只有将具体的史实搞清楚，才有可能对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有较清楚的科学的认识。”这是一个求真务实的严肃的史学家对待古史研究的科学态度。张先生是主张从史料的实证入手的，但他从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本来，社会经济形态所要研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等级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是探讨文明时代社会特征无法绕开的深层次的问题。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否研究这些问题有他个人的自由。但如果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探讨贬低为非学术性的“伪问题”，认为只有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才是真学问；或者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已经过时，只有摭取海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模式和历史观念来诠释中国历史，才能使中国史学在理论上走出困境；这种认识和主张显然是多数史学工作者无法接受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历史，是一项需要在占有大量材料基础上长期钻研并具备创新精神的科学工作。特别是对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能指望在一定期限就能得到共识。有些人为了贬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讨论的理论意义，说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乃是斯大林制造的理论模式。这种说法不但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实际，也是对中国学者的不尊重。只要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多少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也正是他们，明确指出原始公社、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斯大林1938年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把生产方式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并且对不同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作了一些描述而已。在中国，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于1930年，在此前后国内还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其时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尚未问世。四十年代以后，斯大林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区别等论述，才开始在中国史学界被引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学者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说成都是在斯大林理论模式的阴影下进行的也不符合历史实际。侯外庐先生的回忆录《韧的追求》在谈到他的治史生涯时，有一段文字是很珍贵的学术史资料。为了表示对这位历史所老领导的敬意，我把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记得1943年前后，郭老邀我到重庆郊区赖家桥“文化工作委员会”去做学术讲演，听众有好几十人。这个会由郭老亲自主持。会上，我发表了自己对生产方式问题的看法，当场就有同志站起来提出质问，说我的观点和斯大林在《联共党史》中给生产方式下的定义相悖。提意见的同志口气虽然有些逼人，但我完全理解，他是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领袖人物的尊重，故我只说了一句：“斯大林的说法我不懂。”接着那位同志还要求我进一步说明。会上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当时郭老没有发言，杜国庠同志站起来说：“人家已经表示不懂了，再问什么呢？”杜老的话，顿时缓和了会场的空气，帮我解了围。再就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初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时，也遇类似的情况。我在课堂上讲了生产方式问题，下面一些学生就纷纷议论，下课后，有的学生就反映，说我的说法不符合斯大林的提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不过那时，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空气比较好，并没有给我扣什么政治帽子。外庐先生这段平实的文字，说明在建国前后，斯大林为《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进步的知识界中确实有广泛的影响，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没有因为斯大林具有崇高的威信就把他的论述都奉为治学的圭臬。前面我所说的历史所一些前辈学者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论述，又有谁是以斯大林的观点作为依据呢？
繁荣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以往学术史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坚持正确的东西，摒弃和纠正错误的东西。这种总结应该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应凭感觉而武断，或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前些年，还有一种颇为时髦的说法，认为建国以后，由于“左”倾思想的误导，史学研究把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史都变成农民战争史了。持这种说法的同志对于“左”倾思想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从历史所建所50年的历史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历史所“文革”前有几项重大的集体科研项目：（一）《中国史稿》；（二）《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三）《中国农民战争史》；（四）《中国历史图谱》；（五）《甲骨文合集》；（六）曲阜孔府档案整理；（七）乾隆刑科题本整理。这些项目的研究对象，涉及了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诸多领域。其中，《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下册）在1960年出版。孔府档案和乾隆刑科题本的整理在“文革”前也已经有了阶段性成果，“文革”结束后陆续公开出版。《中国史稿》、《甲骨文合集》和《中国历史图谱》的工作在“文革”中被迫中断，“文革”后重新启动。《中国农民战争史》“文革”后出版了秦汉至隋唐五代的前3卷，宋元明清部分则没有继续撰写和出版。现在看来，《中国农民战争史》没有写完，也许倒是一件遗憾的事情。除了上述这些集体项目之外，历史所的一些老专家在“文革”前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如顾颉刚先生对《尚书》的校译注释，杨向奎先生有关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的研究，孙毓棠先生关于战国秦汉时代纺织业生产技术的研究，贺昌群先生关于汉唐间封建土地国有制的研究，王毓铨先生关于明代军屯、军户和王府庄田的研究，谢国桢先生关于明末清初学风的研究及对晚明史籍考的增订，等等。我举出历史所这些研究项目，是为了说明所谓建国后史学界以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代替中国史研究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历史所是史学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历史所来说是如此，对史学界来说也是如此。
历史所从成立之日到现在，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昔日的历史所曾拥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名家，被许多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青年学子视为挑选工作单位的首选之地。如今老成凋谢，原先属于中青年而学业有成的同志也大都步入耳顺之年而陆续退休。加之我们国家现在正经历经济转型的阵痛，社会科学院在吸引人才的竞争方面缺乏优势，研究人员职务晋升的规定又不尽如人意，有些年富力强的同志因而选择改换门庭。这种种情况，毋庸讳言使历史所的研究队伍受到了削弱，使我们这个号称“国家队”的研究机构渐露人才断层的危机。但话说回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新老交替中出现的人才短缺是暂时的，历史所在今后的发展中必然会涌现更多的不负众望的优秀人才。今天历史所各方面的条件比起建所初期要好得多，青年同志从事科研工作的起点比起我们那一代来也要高得多。我只讲这样一个事例来比较：建所初期来所的青年同志开始几年都要在老专家的指导下打基础，练习科研的基本功，能够在一二年中写出一篇万字左右的论文来就很难得了。现在来所的青年同志一上手就可以在硕士、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写成专著，有的同志已出版的专著洋洋数十万言，而且在史学界同行中获得好评，这是当初我们那代青年无法望其项背的。抚今思昔，展望未来，我有充分的信心，历史所一定能够在继承前辈学者优良传统的基础，再创辉煌，为我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编者注：“五朵金花”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
1979年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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