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长期研究文化史的缘故,我理解,“寻根”的冲动,乃是基于一种积淀的“历史感”,一种厚重的“文化意识”凝结而成的人类自觉。
首次接触《寻根》,我便真切地感受到此种关切和追寻的意味所在,久已疲塌的阅读兴趣被出乎意料地激起。庞朴先生的《“仁”字臆断》、祝勇的《云居寺记》和杨琳的《“二百五
人,是不能没有超越性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因为人之有“心”。人“心”向善趋美,取径异方多途。但始终保持对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范畴”之体味、思考,无疑是有效的途径之一。在这些精神范畴当中,“仁”字,应当属于那种境界最高且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类。
千百年来,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仁”论可谓如云,然庞朴先生的《“仁”字臆断》,却老“根”新刨,别有创解,读来令人解颐。庞老先生断言:“在这个时代,(它们)结伴而来,有如潮涌,铺天盖地,确是一桩很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它表明心态问题在当时受到了格外的注意。这样做,也是为了某种理论表示的需要。
就“仁”字本身而言,其改为从“心”的字样则表明,“仁”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心态,它是人类(凡有“心”者)所特有和必修的美德,是人类所以异于禽兽的天命之性所在。由此,古儒所谓“仁者,人也”的命题,也就变得更加厚实和深化了。正因此,当庞老宣称带“心”的仁字的出现,“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至少也是儒学史上的一次大改观,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时,读者便不得不“会心”地予以颔首。
从庞老先生的“仁字臆断”中,除了智慧,我还分明感受到一种平静而温馨的价值关切,坦率而真诚的意义追寻(人之何以为人,如何为人),表面消解一种严肃,实在别赋一种认真,这不正是我一直在试图把握的那种恍兮惚兮、微妙难言的“人文”其境么?
“寻根”的神髓在于“寻”,至于“根”者为何,其实并不需十分在意。大凡与人类有关之万事万物,其“根”皆可追寻――小者一个字词,一个姓氏和地名;大者人类来源、生存意义和真正的“自我”。关键在于要努力去“寻”:“寻”出新物、找出新点、勘出新意。好的作品,最好还能让看官窥见“寻”者独特的心境和别样的取途。在《寻根》杂志里,这样的文章也并不少见。如张良皋先生的《甲骨文巴人首创说补正》一文的追求,就庶几近之。他那“执着”而有趣的论证,可能未必尽得专家认同,但却属于引人深思的一家之言,读来实在饶有兴味 见《寻根》2001年第2期 。
寻根的境界是人文的境界,“人文”的境界,是不能被狭隘的学科划分所割裂的,尤其是不能轻慢了“文学”的力量。坦率而言,我最喜阅读的刊物,并非是排除了“文学”的所谓“纯社会科学化”的那种。这不仅因为真正深刻的文学作品,通常都带有强烈厚重的历史感和关于人类命运层次不同的智慧的哲思,更是鉴于在史学和哲学的论著中,那种缺乏文学意味和文学张力的文字,那些没有文学精神滋润的思想与表述,通常都无法带给人真正的“人文”感觉。机械死板、匮乏灵性的考证和枯干晦涩的哲思,本质上都是非人性的,似“文”实非“文”,不会将人带至真正的“人文”境界。在“寻根”的过程中,如果丧失了文学的力量,那将是很可悲哀的。所幸《寻根》杂志的编者们,对此已有了较为清醒的意识,似无须读者多虑。
在现实中保持一份“历史”的温情,将人类古今相连、命运相系,以史家的眼光,来观照现实的人群。这种直接的“打通”,也容易带给人通体的人文享受。读张鸣《屯堡人:一个被遗忘的部落族群》一文时(载《寻根》2002年第1期),我就有这种感觉。该文以细腻的观察,记述了贵州安顺小城那里一群被人遗忘的明朝屯军的后代,他们在历经600余年的沧桑变化之后,形成与延续了一种奇特的生存环境、居所特征与人文风俗。阅读此文,在生发无尽的人生感慨的同时,也难免要去思考族群的交往、文化的涵容与变异这类深层的“人文”问题。
我很喜欢《寻根》,喜欢它所登载的上述提到过的这一类文字――它们的努力确实体现了一种我所心仪的境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