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时间》前女主持人李潘曾经是学术界熟知的明星
1996年5月12日，《读书时间》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开播。
2001年7月，《读书时间
2004年2月9日，科教频道改版，新设文化周刊《五日谈》，《读书时间》作为其中之一，作全新改版。
2004年9月13日起，栏目形态调整，改变原有播出方式，《读书时间》不复存在。
近年来，许多读书类节目关停并转：上海电视台的《阅读长廊》于1998年停播；北京电视台的《华夏书苑》于2001年底停办；湖南电视台的《爱晚书亭》关门大吉；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开卷有益》也无声下马；青岛电视台的《一味书屋》被取消……，现在连央视屏幕上存在了八年之久的电视读书节目《读书时间》也难以支撑，只留下一个黯然的背影。电视读书节目是电视媒体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象征和标志，连一个国家级电视台居然无法保留住这样一块读书时间！
对此,社会各界一片痛惜、惊讶、感慨的哗然之声，已有许多评论把矛头指向当下物质利益至上、消费主义至上的媒体生存环境：读书气氛淡薄、出版界泡沫现象严重、媒体惟利是图，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论点都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当我们把观察的目光从外转向内，专注于审视《读书时间》自身，由此引发对电视读书节目生存状态的思考对于媒体工作者显然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电视读书节目的生存有先天的劣势：电视是一种娱乐性、形象性见长的媒介（大众化），读书是一种个体的、抽象、内在的思维活动（精英化）。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契合点的道路是艰难、充满陷阱的：秉持精英意识时，要避免自说自话、闭门造车；争取受众，又要固守“边缘精英意识”，保持自己卓然特立的个性。一期又一期的节目，《读书时间》走过的道路，把这种艰难具象化了：八年的时间里，从“精英化”到“大众化”，从自恋自傲、极度自闭到突然迂尊降贵、对大众不遗余力的迎合讨好，在“精英化”与“大众化”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始终找不到一个平衡的支点，最终丧失了生存的空间。
书是高雅的，读书节目也是高雅的，罕有人关注电视读书节目自身的内容和形式，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做出这个不符合逻辑的推论。正是在一种充满优越感、精英意识的牵引下，《读书时间》铸就了“精英”品质：一大批走进栏目与观众畅谈的知名学者、作家：费孝通、王元化、吴敬琏、邱仁宗、金庸、贾平凹、余华、聂华苓、余光中、席慕容、梁凤仪，一大批被搬上电视的经典文本：《荷马史诗》、《理想国》、《诗经》、《周易》、《论语》、《左传》、《老子》、《庄子》。也正是这个根深蒂固的精英理念，为栏目贴上了法力无边的护身符，先天地把《读》推到了一个贵族化、危险的立场，让《读》走过了一段孤芳自赏的漫漫长路。
作为一个高标弘扬文化旗帜，意图为电视屏幕营造精神净土的栏目，在媒体迎合受众媚俗成风的时代语境中，秉承引导受众、影响受众的精英意识是无可非议的，是值得赞赏的。而且，站在精英立场是确保栏目生命力的关键，也是栏目确保新锐、独创的前提。《读书时间》的问题不在于他的精英立场，而在于他表达精英意识的方式。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读书时间》表达自己的方式是单调贫乏的。在早期的《读书时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呆板、程式化、封闭的节目流程：两把椅子，两个嘉宾，云山雾海地神侃，从一本书开始，以作者的“私生活”细节为结束。后期节目的形式的改进也是乏善可陈，解说词 画面 朗诵，这种表达方式追求的是自我满足、内在的自我升华，忽视受众的收视心理，自我欣赏、自恋自傲、有意识地与民间、与弱势群体保持或拉开一种身份、趣味和格调上的距离。根据传播学理论，传者和受众是传播的两端。传播学最重要的是传播的效果，闭门造车的节目必被遥控器无情地淘汰。
就是这样一个叙事策略笨拙、形式单调的节目倘若能保持其精英的原创精神，在“内容为王”的传播时代，对于相当一部分受众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令人遗憾的是，栏目对精英意识的贯彻也是三心二意、摇摆不定的，导致内容平庸苍白无力，甚至落入庸俗化的囹圄。这个致命的缺陷使《读书时间》丧失生命力，也沦丧了最后一块赖以立足的存身之地。
细细地审视这个节目，会令人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自命为精英的喉舌的栏目，无法传达出真正精英的声音，相反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化无力和贫乏的呜咽。“书本推介”是读书节目的传统项目，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准确的选择书本是栏目原创的关键，也是显示主创者独到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显示社会精英先觉者前瞻性的眼光的良机。《读书时间》选题让观众感受到的是驳杂、无序的混乱：抽象艰深至古代哲学名著《周易》、《老子》、《庄子》，通俗畅销如韩国热点书《那小子真帅》，还有借影视造势的《手机》、《哈利・波特》，体会到主创者一统书界的雄心，也一并感受到他们的随意和盲目。《读书时间》挑选的书籍令人第一眼就感到厌倦，关注的是过去和现在：过去已有定评的经典书籍，现在的一些热点畅销书，惟独缺乏的是对未来的判断，自然谈不上担当引导受众、提升受众的重任，最终导致了栏目在公众中信服力的缺乏。透过《读书时间》，无论其书籍推介还是专题访谈，我们看到的绝不是一往无前、振臂高呼的先知先觉者的英姿，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目光游移不定、神情无所适从的呆滞面孔。栏目的另一个问题，是主持人智慧的缺失，无法满足公众对一个被贴上精英标签的栏目的心理期待。在屏幕上，我们看到了什么，主持人的发问是流水账式的老生常谈，主持人在专家面前小学生式地谦恭，完全没有观众期待的睿智和博识，更谈不上机敏、变化的机锋，思想的交流、智慧的碰撞完全成为一句空话。更糟糕的是，访谈的内容多跳不出书本内容、生活趣事的层面使节目不自觉向大众化、娱乐化靠齐，常常津津乐道于嘉宾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无意中满足了观众的窥私欲，无声无息中滑向大众化、媚俗化的立场。
综上所述，《读书时间》的问题，不在于其精英化的立场，而在于其表达上叙事策略的欠缺（不够大众化），内容上的文化贫血和智慧的缺失（丧失精英的内核）。如此模式下生产出来的节目，形式呆板、内容苍白，收视率长期低迷完全是可以预料的。接手《读书时间》进行改版的主创者，似乎没有意识到栏目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是力图改变叙事策略，扩大受众面，改版后的《读书时间》在形式大众化上下足了功夫，开放谈话现场，吸引更多观众参与。在内容上却淡化了精英的意识，甚至于完全、彻底背叛了自己的精英立场，在媚俗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对民间毫无保留地敬服和同化，选题庸俗化，对低俗的收视期望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的追逐，导致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和批判精神的丧失。这样一个高标弘扬文化的栏目没有精英意识，他还有什么呢？如果毫无保留地融入民间，投入大众文化的怀抱，他必然一无所有。至此，这个高标精英旗帜的栏目已坠入“大众化”的文化陷阱，已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无可奈何之下，又回到重读经典的老路，几经折腾，终于颓势尽显、山穷水尽。
也许国内电视读书时代尚未到来吧？缺乏蔚然成风的读书氛围，缺少对出版物前瞻性判断的眼光，缺少睿智、博识、辩才集于一身的主持人……这些都是读书节目发展的瓶颈，而这个栏目也是所有媒体在准商品化的社会，在“大众化”和“精英化”之间寻找生存空间的处境艰难的一个隐喻和象征。仅靠精通电视拍摄、编导技术的电视人是无法创造出一档精彩的电视读书节目的。如果仅是“书本内容简介”“作家生平漫谈”，这样的《读书时间》还是及早谢幕为好。沉淀一段吧，相信不久的未来，千年文明古国会有文化品位丰厚、新锐、鲜活的电视读书节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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