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诞辰100周年。在诗人的祖国，由智利政府出面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一度颇受冷落的诗人重新赢得社会的公正评价。7月11日，在智利海滨城市瓦尔帕莱索街头，当地学生、工人、官员和许多文学爱好者数千人，冒着南半球冬季的严寒，趴在沿街铺设的白纸上踊跃写诗。写
记得当我到达智利，抬头瞥见安第斯山的巍峨雪峰，我的心中就萌动了一个念头。我想利用出访智利的机会，采访有关聂鲁达的生平和他的创作活动。这不仅是因为聂鲁达是世界闻名的诗人、作家，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且诗人来过中国，他的作品也陆续译成中文。我是从他的气势磅礴、富有激情的诗歌中，进一步了解南美这个狭长的、多地震的国家的。尽管我也知道，诗人在1973年9月23日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我去智利时，诗人辞世多年，但他在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住宅，以及坐落在太平洋黑岛上的别墅，肯定保存着诗人的遗物。而且我还得知，诗人的遗孀还健在。于是我把想法告诉了一些当地的朋友，期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不料，我的美妙计划遭到众口一词的否决。
此时的智利，正值皮诺切特将军独裁的军政府执政时期，也是聂鲁达倒霉的时期。
我虽是初来乍到，多少也嗅出了空气中浓烈的火药味。圣地亚哥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军警，呼啸的警车在街上横冲直撞。我曾路过戒备森严的总统府―拉莫内达宫，这里是发生流血政变的地点。1973年9月，担任陆军司令的皮诺切克将军联合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的头目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总统领导的左翼社会党组成的政府。据目击者说，智利空军出动数架战斗机配合地面部队轰炸了拉莫内达宫的总统府，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皮诺切克将军靠枪杆子登上总统宝座，当然要用铁的手腕维护专制独裁：逮捕左翼人士，控制新闻舆论，查封反政府倾向的报纸电台，加强对反对派的镇压，一再延长“戒严状态”，禁止集会和示威游行，禁止政党活动。聂鲁达是大名鼎鼎的红色诗人，阿连德总统的密友，阿连德当政时任命他为驻法国大使。在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后，他多次抗议军人执政。虽然死去多年，军政府对他也不会放松警惕。“你还是趁早打消念头，免得自讨没趣，否则人家一纸逐客令，你就是不受欢迎的人了。”好心的朋友如是说。
我默然了。皮诺切特的铁腕，我也有耳闻。在军事独裁政府的统治下，我一个外国人，还是小心为妙，于是只能抱着遗憾的心情，悄然离开聂鲁达的故乡。
岂料，几年后，命运之神又一次安排我重访智利。旧地重游，山川依旧，但是我惊喜地发现，不论是在公园长椅上悠闲养神的老人，还是沃依金斯大街漫步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面容如同明丽的天空洒满了阳光，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乌云一扫而光。这是因为专制独裁的军政府已经垮台，皮诺切特也灰溜溜地下野了。朋友们还告诉我，当年在政变中蒙难的阿连德总统已平反昭雪，智利新政府特地为他修建陵墓，隆重下葬。
民主终于战胜了独裁，光明战胜了黑暗。我从心底为智利人民感到高兴。于是，有一天，我决定去凭吊阿连德的陵墓，亲眼见证智利发生的历史变化。
费了一番周折，到处打听，方知阿连德的陵墓坐落在圣地亚哥郊外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山麓的总公墓。这一片平展开阔、遍布坟冢的墓地占地八十多公顷，路口竖立路标，街道均有名称。
我们驱车进入墓园，入口的铁栅栏门旁，有个矮墩墩的汉子向我们收钱，一辆车350比索。汽车沿着水泥马路缓缓而行，不远即是墓园的富人区。
圣地亚哥午后的骄阳灼灼逼人，这里却是浓荫匝地，凉风习习。马路两旁，一幢幢造型各异的陵墓鳞次栉比，与圣地亚哥幽静豪华的富人区相比毫不逊色。有的陵墓如希腊神殿，有的如哥特式教堂，有的像豪华的别墅，也有的像现代化的楼房，造型几乎没有重样的，只是体积尺寸大大缩小。而且，每座陵墓差不多都用大理石装饰，内有极精致的墓穴，饰以金灿灿的铜雕，四旁配有精美绝伦的石雕，处处显示出生者和死者的财富、地位和显赫的身世。据说每座陵墓属于一个家族，因而它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与富人区毗邻的平民区以及贫民区，那简陋的程度可谓天渊之别。平民区尚有一席之地可以安息，立有一排排高高低低的碑石和十字架，而贫民区则是几堵高墙，上面是一个个蜂窝形的孔眼，如同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黑洞洞的窗户。那尺许见方的孔眼里除了留下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再无更多的空间了。
我们在墓园走了不少冤枉路，终于在形同街头广场的地段，找到了落成不久的阿连德总统的陵墓。墓碑高7米左右，呈凹字形，通体为墨绿色花岗石砌筑，造型庄重朴素，仿佛从地底伸出的两只巨臂，碑的前面是三级石阶的祭台，放置几束鲜花，碑文简单，仅仅是“SALVADOR ALLENDE GOSSENS（1908－1973）”。从石碑的正面绕到背后，可见拱壁和两座石墙，碑后的石基之处有石阶可通底下的墓室，向守卫的警卫人员询问，说是过了开放时间，已经上锁了。
我们久久徘徊在阿连德总统的陵墓前，又是拍照，又是抄写碑文，很快引来好些热情好客的智利人。那位看守陵墓的警卫人员更是跑前跑后，忙不迭地向我们讲解。他叫路易斯・奥尔特加，在公墓担任警卫已有28年。他说，阿连德总统的陵墓是1990年9月11日建成的，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现在每天来这里瞻仰的人很多，警卫人员白天黑夜守护着陵园。
了却心愿，我们打算登车返回住地，猛然间，我的脑海像闪电一样跳出一个念头，我想起聂鲁达，他会不会也葬在这个墓地呢？
我向路易斯・奥尔特加询问，但并不抱多大希望。不料，憨厚的守墓人点点头，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算是找对了人，只有我才知道聂鲁达的墓地……”
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立即要他告诉确切的地点。但守墓人说：“我领路吧，你们是找不到的……”说罢，他钻进汽车，坐在司机旁边，在前面当向导。
汽车驶出茂林覆盖的富人区，拐了几道弯，在墓园最偏僻的一个角落停住了。前面是一堵挡住夕阳的高墙，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一个个四四方方的格子，这是墓地最简陋的贫民窟，每个格子里面是存放死者骨灰盒子的所在。
路易斯・奥尔特加迈着大步，将我们引向那堵高墙。他像尽职的户籍警一样熟悉他辖区的居民，指着在高墙居中的一行，从地面倒数第二个格子，“瞧，在这儿…”他说。这个格子里放有一个小小的石槽，镶嵌在壁间的长方形石碑刻有PABLONERUDA（巴勃罗・聂鲁达）的名字，下方是诗人辞世的日期“23SEPTIEMBRE1973”（1973年9月23日）。
毫无疑问，这是聂鲁达的安息之地，但这位伟大诗人的墓地太简朴了。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只有石槽后面的几个普普通通的玻璃瓶里插了几束鲜红的康乃馨，那样耀眼，那样富有生气，使人在悲怆中感到一线安慰。是谁，给诗人送来这么美艳的鲜花呢？
这时，守墓人手指聂鲁达墓室上方，我方才发现，那竟是诗人的妻子玛蒂尔德的墓室，她是1985年去世的。那正是我初访智利的第二年，那时她的确还健在。
聂鲁达出生于普通劳动者之家，父亲种过田，当过火车司机。这位饮誉世界的诗人14岁开始诗歌创作，一生创作了40多部诗集，曾获国家文学奖、国际和平奖和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一些诗歌作品已被翻译成35种文字出版。哥伦比亚著名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称赞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但是，聂鲁达草草埋葬在这个毫不起眼的墓地，是和他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很不相称的。也许，这恰恰反映了专制独裁统治者对诗人的态度吧。我特地按下了相机的快门，给历史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吧。
不过，在纪念聂鲁达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我想，诗人的祖国也许会用更加合适的方式安葬他们为之自豪的儿子。
历史也将证明，属于人民的诗人、作家，人民终究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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