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出现，是个怪异的现象―――屈原似乎是个无父无母的生命 屈原是中国诗史之第一人，前面似乎并无可以借鉴者：从侠义的诗史角度来说，诗、骚相继，诗后而骚，诗三百似乎就是屈原楚辞的唯一借鉴，也是屈原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的唯一源泉。但诗、骚完全是两个系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较之于诗，其
笔者认为，只有将诗、文视为一体，从大诗史、大文学史的角度加以探求，才有可能寻求到屈原楚辞的前因后果。屈原楚辞是诗而非文，如今已经没有人怀疑，但屈原楚辞，毕竟是界于诗、赋之间的文体，而且，对于楚辞是诗还是文，也是有个认识的过程的。《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类，“屈原赋”为其一，则屈原楚辞属于散文的辞赋之类；将楚辞视为诗，大抵出自刘勰《文心雕龙》，其《明诗篇》，可以视为最早的诗歌史论文，其中从“三百之蔽，义归无邪”阐述到“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则是将楚辞视为诗。但从《文心雕龙》全书来看，又多从诗、文两个角度来审视：《辨骚篇》说屈原楚辞是“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这是从文学史时间链条上来审视的，是从属于诗歌的《诗经》和属于散文的辞赋的两个角度来说的；“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这是从艺术价值的评断来辨析，也是从诗、文两个角度来论述；“离骚之文，依经立义”，“虽取?经义，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这也是从诗、文的两个角度来探讨,“依经立义”，是属于散文的角度，“绮靡而伤情”等，则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这样来看，屈原楚辞是源于诗歌的和散文的两大源头融汇为诗歌的本质属性，因此而从属于诗。《情采篇》说：“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则屈原楚辞乃是为情而造文的辞赋，虽是诗歌，却仍兼辞赋的散文性质，如《诠赋篇》所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
故屈原楚辞之散文性质和诗体性质，需要给予重新审视。也就是说，只有不仅将诗三百作为屈原的借鉴物，而且，要将先秦散文的诗歌因素考虑在内，才能得到答案。笔者曾以《水调歌头》小词来阐述这一观点：“遥想兮屈子，仰首兮问天。日月列星安属？地何倾东南？后羿羲和谁载？上下未形何在？遂古初谁传？孔子敬神远，幸赖楚骚焉。乘骐骥，折若木，伫幽兰。叩天求女，王榭空去楚辞悬。反顾高丘无女，可叹众芳污秽，独立几多年？源头非雅颂，左传庄周篇。”有学者认为，诗三百体现了由对神?的礼拜（神话时代），到类的觉醒（史诗时代），再到个体觉醒（情诗时代）的三部曲，其实，《诗经》仅仅体现了后两者，那就是由雅颂的史诗，到国风的情诗，体现了由人类之“类”的群体“大我”到个体“小我”理性的觉醒，而最为原始的人类应该有的对于神?的图腾崇拜，反而在诗三百中难以寻觅。其中的原因，可以猜测，是“古者诗三千”太史公《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章太炎认为，此非虚言。考他书所见逸诗，可得六百余篇。因此，华夏文化原本会应该拥有图腾崇拜原始文化的诗作，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经过孔子的编辑取舍，遂使诗三百成为重视现世文化（相对于神?），重视历史文化（相对于现实）的儒家经典，遂使后人永远失去了体会原始图腾文化的机会，也使华夏民族成为了重视现世不重神灵，重视人伦不重宗教，重视实际而缺少浪漫想象的民族。《礼记・表记》：“周人重礼尚施，敬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因此，诗三百实际上是周代诗歌集成，并没有反映周代之前的敬鬼神的文化，华夏文化，因此也就是周代文化的后羿。远鬼神而近人，是周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神话性渐次减弱，神话变为历史，神?变为祖先，天帝变为人王。帝字“原来是只指天帝而言的，这直到《诗经》的《雅》、《颂》中还都是一律如此。……可是《尚书》中就已经把人王都称为‘帝’，如‘稽古帝尧’之类，这就是以人王取代天帝地位的一种方式，而其过程则是逐渐地把人王上升到天帝的左右。”
诗三百由于有了孔子的编辑，有了儒家文化的淘汰筛选，使华夏远古文化中的神话成分消亡殆尽，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屈原楚辞，不承北方系统的诗三百，而越过《诗经》直接上承远古神话精神，正是对于这一缺憾的极好弥补。屈原“博闻强记”，在他心中，应该不仅博闻强记了许多周代之前的历史传说,其中包括“日月列星安属？地何倾东南？”之类天文地理方面的远古想象，也包括“后羿羲和谁载？上下未形何考？遂古初谁传？”之类的人文历史。而且还应该有许多三百篇之外的“古诗”，即周代之前的诗作也未可知。后羿、羲和之类的人物，是完全的神话，还是历史之记载，或者是历史人物的神话写作？这些事情作为结论暂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屈原将他们的故事一一用诗歌的形式记载了下来,从而使孔子敬而远之的神话文化的烟火，得以延续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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