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原嘱我为他的文集《丧家犬也有乡愁》写点东西，并甜言蜜语说有我的这个豆腐块撑着书一定好卖云云，我得承认我有些虚荣了，所以欲罢不能。
有件事我一直很纳闷，就是刘原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坐在一起浮一大白的，刘原恰好是个可以在一起喝酒的好朋友。
我知道，在《南方体育》工作的时候，刘原常常谋醉于他居住的杨箕村。我能够设想通常的情形：在村子里那些很有几分古龙意境的破旧小店里，这个文弱的广西青年独处一隅，冷眼打量着眼前的红男绿女飞短流长，喝着喝着就感从中来，回到电脑前奋笔疾书，歌唱这个村庄的罪孽与肉艳、富裕与贫穷、冷漠与纠缠，仿如波德莱尔歌唱恶之花。有段时间，我劝刘原找个清静一点的住处，他不为所动，一是在杨箕村住惯了，二是再也找不到比杨箕村更有意思更值得琢磨的地方。对于刘原来说，这个交织着各种各样的人的体味的乱哄哄的城中村已经成为他写作的源泉，灵感的故乡，一如王安忆的小鲍庄，波德莱尔的巴黎，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刘原混迹于杨箕村，不是大隐隐于市，而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他抚摸杨箕村，感知杨箕村，杨箕村在他的笔下成名。
广州城浸在夜雨中，一阵阴风掠过，陌生的故乡就以这样的姿态侵入坚硬而冰冷的梦境：落叶飞旋，霜草委顿，一条瘦骨嶙峋的狗在巷口沉思。这是在《丧家犬也有乡愁》一文中，刘原劈头盖脸呈现给我们的画面。
后来刘原去了同一个大院里的《南方都市报》，打理着一个社会新闻版面，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杨箕村了。我曾经希望他留在《南方体育》，他写过失意国脚张惠康的悲惨际遇，那篇充满悲凉和同情心的文字，在中国的八千足记中大约只有三五人能够勉力为之。当长沙一家报纸残忍地将张惠康的病因诏告天下时，刘原还拍案而起，痛斥那名揭人伤疤的记者缺乏最起码的职业操守。这篇文章和这件事使我认定，刘原完全有能力在体育新闻行当中脱颖而出，但他坚持跟这个圈子一刀两断了。
直到不久前的一个傍晚，我听到另一位朋友张晓舟怒气冲冲地警告某知名网站，不准这家网站再转载他的任何文章，因为他不愿意自己的东西和那么多狗屁不通势利熏天的腌月赞物陈列在一块儿，我才算有点明白刘原长身而去的确切原委。
洁身自好呵。中国士子所剩不多的好习惯都积压在这些朋友身上了。
我比他们的忍耐力要强一点，所以我还在这里扛着，但我确实无法预计，将来的某一天，我是能够有幸伫立于一条呈现出新的彼岸的河流边，还是像多年前冈林信康在《绝望的前卫》中所痛苦吟唱的一般：过去已经逝去，泪水早已堵塞。像他们那样笑吗？我不愿意，每当和往日的温暖相遇，在无人处心中落下泪滴。对于我这一切就是生存呵。每每念及于此，我就觉得夜特别深，一种无力感如同黑夜中生长出的千百只手，骤然加于头顶，我的理想，我的生活，我的一百来斤都逃无所逃，去无所去。
聂绀驽老先生当年有名对赠陈寅恪，曰：不衣不衫不头巾，亦狂亦侠亦温文。如此洒脱境地，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能穷尽一生也无法达到，但无法达到不影响大家隔三差五地神往一把。当我们带着颈椎劳损带着头晕耳鸣，聚到一起，用酒和语言温暖自己：那时我们在内心深处虚拟的不就是这么一个世界吗，谁说起风的日子才有落华？
而横亘于落华与风、越来越物质的现实生活与日益荒芜的精神家园之间的，就是我们的乡愁。
《丧家犬也有乡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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