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文化杂粮的爱好者，出身是地质队员，在城市文化的地形图上，被他敲击的对象，统统成了值得开采的知识矿脉，尽管在很多人看来，这些考察对象是无用的石头，但石头作为地质地貌的信息携带者，在他看来，都带有知识考古与想像力考古的可能性。这本企图一网打尽的书，就是批评家张柠的《文化的病症―――中国当代经
对当代都市文化符号的识读，西方思想家、学者、艺术家和作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比如艺术家沃霍尔，被称为超美学现代拜物教第一人，他恶狠狠地把一堆用机械复制的作品扔给观众，他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台机器，而别人却在以技术开发的名义，制造科技神话的幻觉。我相信沃霍尔如此决绝和残酷，是作为绝望的最后一计，属于拯救的程序。
正如通过消灭艺术家来拯救艺术一样，消灭学术来拯救学术已经成为可能。如果有人能像沃霍尔，意识到自己的学术机器人的处境，那么，自由思想与深邃的洞见，才是衡量研究与写作的唯一标准，“学院派”终将成为一个假命题。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尔曾说：我没有遵循学院的轨迹，也没有遵循体制的步骤。这位法国农民的儿子认为，农民的懒散是一种自然的能量，付出的与得到的维持着一种能量平衡关系，但城市的野心勃勃正在破坏这种平衡。鲍氏作为思想渊源之一，张柠在个人身份上，依然以农民般的固执，拒绝被学术围城收编，他习惯在自留地上，和城市经验喃喃细语，就像他在书里提到的农妇，和她的母猪说个没完没了一样，让张柠给城市文化写下最为翔实的病理报告―――《文化的病症》，而学院教授却在另一边，拿着学科基金，在西方论著和咖啡地图里，购买二手的城市经验，研究所谓的“大众文化”。
人和物的关系，横亘在城市经验的核心地带。这种关系被消费行为所陈述，是商品在改写人性的内容、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月光下，人与麦穗的低语，是如何转换成了人造光晕中那商品送来的脉脉秋波？而那些曾经属于精神领域的事物，比如戏剧、文学作品等，是怎样在消费时代，被换算成流通货币，造成“人民的钱包十面埋伏”的紧张局面？这诡计，和被疯狂复制的欲望，布满了城市天空的每一个角落。
经济学专业人士，无疑成了这个时代最风光的形象代言人。利益最大化，让这个曾经穷怕的国度兴奋得不知所措。一个最普通的农民，都是经济学行家，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公式就是，投入与产出的差额，成为我们选择的根本依据。比如，农副产品的年度收成和打工的年度薪金一比较，就知道，他是该留下来还是进城。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城市作为价值多元的活动平台，在我们的时代，被改装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集市，充斥着仿冒的二手货，这也许是所有的欠发达地区的共性。古典主义的价值抽空之后，迫不及待地投向商业的怀抱，导致所有的人在向所有的人“卖笑”。“造假”是我们城市经验里的核心词汇，在城市符号中，张柠嗅出了文化外套捂住的膻味。并不是所有的交易都是肮脏的，肮脏的是偷梁换柱、以次充好，并迅速地被幼稚的市场接受。
张柠在书里承担的似乎是“职业打假”的角色。文化产品的工商管理者，非文化批评家莫属。于是我们发现，一个个伪先锋、伪叛逆、伪怀旧、伪乡村浮出水面。在张柠的审视中，先锋戏剧家变成了布道的巫师；靠叛逆起家的年轻写手在文化“红灯区”晃了一圈又“从良”了，成了主流文化的乖孩子；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被炮制成“文化可乐”；假古董商蒙蔽了被物质奴役的心灵……这仿冒的现代城市经验里，精明算计在左右着文化产品的生产，先锋、叛逆、怀旧、身体解放是被置换成商品标签，在市场上大面积地流通，让批评家忍无可忍。这些像细菌一样繁殖的空洞符号，疯狂的是符号，而不是我们。个体的疯狂，是对既定价值秩序的反叛，而不是披着疯狂的外衣，掐指算着外衣所带来的好收成。
城市化进程的呼声很高，以为把乡政府的牌子换成街道居委会就城市起来了，这是在政治冒进中自欺欺人的做法。更何况，那些被街道、小区结构起来的城市，在硬件上有一个相对的规模，而城市经验的细节依然是经不起琢磨的，这就是西方城市大众文化理论无法直接介入中国本土的原因，那更需要评论家有着艺术家的直觉，小心甄别城市经验的真伪。
到处都是文化致幻剂。一个文化批评家，作为城市经验的拾荒者，或者垃圾清理工，张柠亮出了文化食品安全问题的红灯。一个经验主义者，比任何主义都对经验保持兴趣和警惕。这个在城市文化街垒战中投掷燃烧弹的家伙，不是假惺惺的传统价值的卫道士。现代性的毛病不在现代性本身，而在于准现代或者现代得不够彻底，这一切都造成了一个从农民文明与封建文化中刚刚抬起头来，企图呼吸新鲜空气的社会，它不可避免的复杂性和暧昧性。
（《文化的病症――中国当代经验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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