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大学召开。包括中国、英国、加拿大等在内的3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提交论文27篇，参会学者学术背景涉及历史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与会期间学者们
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开始注意历史研究“空间”转换问题，选择新的空间研究单位，社会史实现了“区域转向”，区域社会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潮流，在社会史研究中一枝独秀，出现了“华北模式”、“关中模式”、“江南模式”、“岭南模式”等，区域社会史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回顾区域社会史研究，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学术趋向：一个趋向是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力图勾画区域社会的整体状貌，及其由传统向现代的演化转变，即全局的、系统的整体区域社会史；另一个趋向是运用“宗族”、“神庙系统”、“市场体系”、“水利系统”等分析工具，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不同视角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小地方”的研究深化对“大历史”的认识。在具体研究中，注重多学科交叉渗透、较为普遍地开展田野工作、注意区域社会比较等已成共识。
从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跨区域研究”与区域社会比较研究，历史人类学与宗族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史、经济史研究。就提交论文总体而言，虽然纯理论文章不多，但较多学者结合具体研究个案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显示了强烈的理论关怀与学术追求。杨念群在反思检讨区域社会史研究时，尖锐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步变成了“区域社会史”研究，而“区域社会史”研究又成为“进村找庙”的同义词。虽说“宗族”这一“戏眼”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有其局限性，但有关“宗族”研究或以之作为分析工具的论文仍占较大比重，常建华、刘志伟、陈支平等的宗族研究可谓精雕细琢。这说明“宗族”研究还保持相当的学术惯性，体现了它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同样较多论文对“庙宇”这一核心词依然偏爱有加。面对批评，王铭铭、科大卫等人类学者不仅问道：研究文字相对缺乏的乡村历史，如果不“进村找庙”，没有这些分析工具，乡村社会研究如何成为可能。这是学者的对话，也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开展的对话，使得历史人类学已经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学术取向，虽然对于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本位还是人类学本位，是一种交叉学科还是一种研究方法，表述方式尚存争论，但历史学、人类学的对话及其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无疑在较多论文中已进入操作层面，化为自觉的学术追求。陈春声、王铭铭、郑振满、刘志伟、赵世瑜、程美宝、蔡志祥等的文章可以说正是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与交流中书写的，稍加细读其他论文归入历史人类学也未尝不可，正如鲁西奇所言“我们的脑子已被历史人类学洗过了”。顺着学术发展的一般逻辑，我们是否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历史人类学将是一个新的富有活力的发展方向。历史学与人类学都在相互借助，历史学是讲变迁的，而非变迁的东西就为变迁性的东西所掩埋，传统的东西在历史学中没有地位，历史学似乎不应该“春风得意马蹄疾”，而应该“停车坐爱枫林晚”，用人类学的眼光看一看美丽的风景。人类学过于强调传统本身的合理性，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文字和历史的国家，对传统的理解只有放在长时段的历史中才能深切。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似乎产生了“相看两不厌”的灵感与默契，这灵感与默契就是历史人类学。
行龙提倡从社会史角度，加强人口、资源与环境史的研究，成崇德、行龙、赵世瑜、钱杭、邓小南、张俊峰皆着力此点。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研究此次会议中成为亮点，加上常建华的宗族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在会议中有相当比重，与“第二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的田野工作在山西展开相联系，与“告别华南”相联系，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将成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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