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4年9月27日，诗人聂鲁达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在北大民主楼召开，赵振开教授与滕威博士编著的《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一书在会上首发。本期我们刊发滕威的这篇文字，以表达我们对这位伟大的智利诗人传奇一生的缅怀。
后来，聂鲁达在自己各种形式的回忆录中谈到了很多女人，但是对自己的第一个妻子却只有寥寥数语。聂鲁达的很多朋友都非常不喜欢玛鲁卡，所以他们对她的印象写出来都是负面的。在大家看来，聂鲁达的这段婚姻是不幸的，是历史而不是爱情的产物―――为了摆脱东方压抑甚至扼杀人的孤独，他只好选择了一个并不反感的女子结婚。
但这样的描述，对于玛鲁卡来说，也许并不公平。
那时的聂鲁达很穷。他的领事工资名存实亡―――他当时名义上的工资是166.66美元。到新加坡和巴达维亚两个地方同时担任领事后，虽然说可以拿双倍工资，但是那些钱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好像是在那里义务劳动。所以，关于玛鲁卡成为领事夫人很骄傲的说法纯属是无稽之谈。对于爪哇时期的聂鲁达来讲，玛鲁卡是很称职的伴侣。年轻的玛鲁卡陪着他，他们一起观察蝴蝶、昆虫和小鸟，逛街寻找那些刺绣、手工艺品和蜡染花布。正是有了玛鲁卡，聂鲁达在那个古老而又美丽的岛上才能与人交流，才开始有滋有味地生活。
聂鲁达不常以粗俗轻蔑的方式谈论女人，他喜欢在她们身上寻找某种新奇的独特之处。但是他在谈到不喜欢的女人时，情形也许恰恰相反。1968年一个夏天的下午，聂鲁达和一些朋友在黑岛家里的酒吧闲谈。他谈到在西班牙的生活，并有意提及他自己的第一次婚姻。于是人们问他，玛鲁卡什么样？他戏谑地回答说，“她是个庞然大物。她总是要吃很多。有时，在马德里，我们一无所有只剩一听沙丁鱼罐头，她贪婪地吃，而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
聂鲁达由于寂寞选择了结婚，但是结婚对于治疗寂寞并非药到病除。他们的幸福时光也许过于短暂。1932年玛鲁卡随聂鲁达回到智利。聂鲁达家里冷冰冰地接待了玛鲁卡。一个没有职业、没有财力、没有积蓄、没有经济前景，除了是个诗人之外一无是处的年轻人还带回一个健壮能吃又不懂西班牙语的外国女人，家乡的人们不能理解。夫妻两个很快就去了首都圣地亚哥。聂鲁达立刻就重新融入周围环境之中，因为那里自从他去做领事之后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玛鲁卡在圣地亚哥却并没有受到聂鲁达朋友们的热情欢迎。
朋友们对玛鲁卡的判断总是出人意料的一致。他们说，她是个高大乏味的荷兰女人，从不陪聂鲁达出席聚会；她像一个管着聂鲁达的士官，她尽一切努力想使聂鲁达疏远朋友。在一群优雅纤细的女人中间，她相形见绌；她奇怪深奥，很少和人交谈。在这样的氛围中，玛鲁卡相当孤独无助，日子甚是凄清。有时她会凌晨三点出现在阳台上，探着身子张望，等待着在别处狂欢的丈夫。
1934年10月4日，玛鲁卡生下一个女儿，这也是聂鲁达唯一的孩子。玛鲁卡非常喜欢聂鲁达为女儿起的名字，玛尔瓦・玛莉娜（MalvaMarina）―――玛尔瓦是锦葵，一种美丽珍贵的植物，玛莉娜的意思是航海，或“大海的”。异常兴奋的父亲几乎向全世界的亲朋好友都宣告了这一幸福的来临。但是，很不幸，1942年，这个漂亮而且有着大海一般蔚蓝色眼睛的女孩子患脑积水死于荷兰。聂鲁达痛苦异常，为此写下了很多诗。玛鲁卡不写作，我们不知道她是如何承受这一致命打击的。后来，迫害聂鲁达流亡海外的智利总统魏地拉利用玛鲁卡，他派人把她接到智利，为她请律师，让她状告聂鲁达重婚罪。可怜的玛鲁卡对智利当时的复杂局势一点判断也没有，她成为魏地拉攻击聂鲁达、阻止聂鲁达回国的一个棋子。从此，他们夫妻恩断义绝，形同陌路。从1934年，聂鲁达在西班牙莫拉・林奇（CarlosMorlaLynch）家结识黛丽娅（DeliadelCarril）之后，后者就一直是聂鲁达实际上的妻子。这段感情在1949年出现危机，聂鲁达和三年前在智利一次音乐会上初识的歌唱演员玛蒂尔德在墨西哥重逢，此后玛蒂尔德成为聂鲁达的秘密情人。终于在1955年，他与黛丽娅正式分手。1966年，他在与玛鲁卡正式离婚之后，与玛蒂尔德举行了法定的结婚仪式。
关于玛鲁卡与聂鲁达旷日持久的离婚谈判，当时的朋友有所回忆。据聂鲁达的朋友莉拉（LilaBianchiGundián）讲，玛鲁卡曾经住在她的表姐妹玛丽娅・杜贝尔（MaríaTup鄄per）家里。她家非常宽敞。但是她们相处并不好，因为玛鲁卡总是老生常谈，她没有钱，她被抛弃，她孤独，她倒霉。其实聂鲁达每个月都给她钱，但她还是像怨妇一样，没完没了地抱怨。最后，杜贝尔忍无可忍决定对她说，你赶紧找地方滚蛋！不过她还是先告诉了聂鲁达。那时聂鲁达已经和玛蒂尔德一起生活。他请求莉拉，“你认识玛鲁卡。请你告诉她，她爱去哪就去哪吧。而且我不能接受她的要求，她要一百万比索，我没有。我们可以达成协议，但这么多钱不行。”莉拉于是去和玛鲁卡讲这些话，但是玛鲁卡非常决绝，“如果巴勃罗不给我一百万比索，他永远别想自由”。莉拉劝她，“我发现你很奇怪。如果一个人结婚，那是因为爱情。大多数婚姻都有一个幸福的开端，但是随着时间，也许婚姻会无法维持了。如果其中一个人希望自由，那就应该给他。不能让他为那些幸福的时光付钱。”但是她根本听不进去，只是说“我遭的罪太多了”。“那你幸福过吗？”“是的。”“那好，你们相爱的时候，你们是幸福的。如果不爱了还非要绑在一起那将更加痛苦。你不能要求他为你们一起度过的相爱的日子付钱。”“没用的，我们想法完全不同。我不会让步的。”“那很遗憾，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了。但是最终遭罪的将是你。”莉拉没跟她说再见，因为她不想再见到玛鲁卡了。但是玛鲁卡还是送莉拉到门口，并第一次露出苦涩的笑容，还说“你看，我们完全不同”。
杜贝尔的女儿伊西多拉・阿吉雷（IsidoraAguirre）回忆说，“在智利这样的国家，电是非常贵的，所以人们用电很仔细。但玛鲁卡的房间永远亮灯至半夜，对我妈妈来说，那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有一次，已经凌晨两点多，我妈妈决定顺扶手梯爬上天窗看看她到底在干什么。从高处，她看不见玛鲁卡的脸。当她蹑手蹑脚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她难以相信她看到的情景，她带着恐惧说，‘玛鲁卡在吃面包，还自言自语，而且头上带着三顶帽子’。”
这就是玛鲁卡―――一个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女儿，孤家寡人般生活在异国土地上冷漠厌烦的人际关系中的外国女人―――留下的最后形象：她的头埋入一大堆撕碎了的面纱、蛀蚀了的毡子、断了的钢笔、烂了的丝绒中，嘴里边吃面包，边对着虚无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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