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1964年生于兰州市，1981年入伍，1988年被特招进了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了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节目主持人，主持《东西南北中》。现在主
持央视三套的《艺术人生》。
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的主持人朱军出书了。内容挂在新浪网上，招来网友们言辞激烈的评论，留言版上褒贬参半，愈发引起读者的好奇：朱军写书，到底是怎样的内容？
新书的名字叫《时刻准备着》，这样一个很“正”又很“嘎”的名字，倒是符合朱军在观众中的印象。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本报记者就曾采访过朱军，他说这部书讲述了他自进入央视10年以来的点滴小事，期间穿插了他的工作、情感经历以及“北漂”、创业的艰难生活。曾经鄙视“名人出书”的朱军表示，这本书与一般意义上的“名人出书”不一样，“我不觉得我是‘名人出书’，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我自己的感受，我没觉得自己是名人，我的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特别轰动的事，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过了许多年之后的一种反思，一种感悟，我这本书不是叙述，不是对过往的事情的叙述，写这些事是为了表达我今天的感受。”
读书报：你也曾经是个“北漂”，书中记录了这一段经历吗？
朱军：记录了。当时刚到北京的时候，生活上确实比较清苦，情感上尤其的孤寂，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然后你所服务的单位又是一个需要你仰视的单位，那时确实感到艰难。但是我的目的明确，就是想干一件事，因为目的明确，所以也很快乐，人有方向的时候总是很快乐，就怕没有方向就会觉得很迷茫。
读书报：这本书中最动感情的是哪部分？
朱军：写父母那一段，写得很快，也是写得最动情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在涌动，几乎是掉着眼泪写完的，尤其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付出的爱，所以是情感表达最充分的一段。那段时间，不到两年，一年零两个月，父母先后离去，对我的打击很大。
读书报：书中对生活中负面的东西是否涉及？
朱军：严格地讲，我心中负面的东西真的不多，坦率地说，这是第一次完全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而面对这么多的媒体朋友，而且我会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生活中负面的东西有，但我经常不会去想，想了也无益，与其那样想不如积极点想，自己舒服，别人也舒服。
读书报：感觉生活中您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常常怀着一种感恩的心，那您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名人出书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你怎么看名人出书？
朱军：实在地讲，如果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能也不会出这本书，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动力，在艺术人生做了两年后，就有读者打电话写信来建议由观众当主持人，我做嘉宾，想听听我的故事，但是拿我的工作平台讲我的故事，我自己是不能接受的，也不能认同。但今年3月份的时候，节目组去了好多观众，依然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同时，这一阶段，也看到一些同事的书，比如孙玉胜的《十年》，我觉得有些情感、有些感悟是镜头无法表现的，还是需要文字来表达，我今年40岁了，所以想送自己一个礼物。恰巧这个时候，长江社来找我，所以一拍即合。
读书报：你的这本书和其他的名人出的书有什么不同？
朱军：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我自己的感受，我没觉得自己是名人，我的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特别轰动的事，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过了许多年之后的一种反思，一种感悟，我这本书不是叙述，不是对过往的事情的叙述，写这些事是为了表达我今天的感受。
读书报：当年和杨谰一起主持节目时，你觉得自己当时挺土的，现在呢？变化大吗？
朱军：从外在的说，我现在如果是在做节目，我会让自己和这个时尚社会更合拍一些，我荣幸地告诉大家，我是时尚杂志评出的时尚先生的候选人，很多年了。但在生活中，我是特别随意的一个人，夏天经常就是一个大背心就穿出来了。
读书报：《艺术人生》之前，感觉你似乎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是《艺术人生》开掘了你最具才华的部分，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变化的？
朱军：《艺术人生》对我意味着真正的成功，我在书中也写到了，它让我找到了37年人生经历一个倾诉的出口，有很多情感、价值观我会通过节目表述出来，也许有人不认同，但它是我的，《艺术人生》中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如果嘉宾和我的价值判断不一样，我们可以在节目中探讨，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样一个探讨的平台。之前的《东西南北中》和一些大型的晚会中，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平面的朱军，但《艺术人生》中我展现的是比较立体的，是真正作为主持人的朱军。我希望两鬓斑白的时候还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不过这说起来有些矫情，但好像心里在这样想。
读书报：《艺术人生》中主持人的作用是不是更大一些，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军：谈话节目一定是主持人的节目，这是无庸质疑的。这之前，会有很多的前期的准备工作，细节的设置等等，但是在现场真正发生情感碰撞的是主持人的工作。如果一期节目做过以后，你觉得大家都表达得非常尽兴，舒畅，那么作为主持人，我不敢说是成就感，但是一种长长出一口气的畅快感，甚至这种感觉会延续，节目可能只有2个多小时，但做完节目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有长达5、6个小时的畅谈。除了没有摄像机，实际上我们的谈话还是在继续。
比如说采访刘欢、王志文，都是节目录完了，都半夜了，可我们的谈话换个地方，找个小酒馆，还在聊，一直聊到天亮。
读书报：你曾经说过，不希望观众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主持人身上，这样不利于节目，你现在又准备出书，会不会更加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你的身上呢？
朱军：关于出书，我刚才也说过，如果别人出于善意地劝你做一件事，你拒绝了，第二次，你又拒绝了，可以说你内敛或是风格高，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就同一个话题那么真诚地希望你做，你还是拒绝，那就叫“给脸不要脸”了。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找了这样一个方式，也是给那些观众一些交代。
读书报：你的书中会记录一些做得不成功的节目吗，比如网上讨论比较多的觉得你在那次节目中表现得不够好的《无间道》？
朱军：在书中我记录了一整页网上对我的批评，当然谩骂的除外，批评我是接受的，谩骂我是拒绝的，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权利骂我。
我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做过多解释，只是记录了一些当时在现场真实的东西。比如说，当时我在现场念了给梁朝伟、刘德华的第三个问题，他们说不听，可我还是念了，网上说好像真难堪呀什么的，但是现场其实不是那样的，我之所以把第三条拿出来执意地念出来，其实我原本也并没有需要他们回答，是想告诉大家，他们之间是有着友谊的，他们都在为对方挡着一种东西，都把最难的一个问题留下来而没有推给对方，他们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照，很让我感动，我想把这个东西也告诉观众，在书里我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想法。
后来，我们通过长江社的编辑知道，朱军坚持选用《时刻准备着》做书名，是因为他觉得一直以来，面对命运的种种选择，自己的状态始终是“时刻准备着”，而机遇都是在积极“准备”中光顾的。他隐隐感觉，以往的一切似乎都是在为《艺术人生》做准备：从小家境的窘困和父母近乎“苛刻”的教育；当侦察兵时对品格脱胎换骨的锤炼；偶然中被推上台做“主持”；杨澜、高立民“适时”地出现与友善的建议；“漂”在北京时的处处碰壁；进入中央台后的数次“改行”以及才艺上的天赋和痴迷等等，都是在为最终的追求做铺垫，并且如愿以偿地得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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