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翻译家)
王世襄(文物学家)
骆玉笙(戏曲艺术家)
王铁崖(国际法学家)
就在刚刚寄走这部费尽心思的书稿那天的傍晚，我望着因为编书而堆在屋角的心爱的全部底片，颇感疲惫不堪，我想还是在下个星期再从容收拾。是夜，顿显困乏早早睡下，但竟午夜梦回，朦胧中怀念起几位跟着别人尊称师母的慈祥老太太。
大约在十七八岁时，我开始热衷于文学艺术，带着照相机四处溜达，特别喜欢往沪上相熟的饱学老人家里串门，他们大都儒雅、谦逊、诚恳、淡泊，一切都深深地吸引了我。每天早晨做工临出门，母亲总是叮嘱我早点回家，可我一捱到下班就往老人们的家里跑。记得当时母亲常怪我：“在家连凳子都坐不热。”这样，我的大部分业余时光都在老人家里打发了，故事听得多了，亦知道许多旧事趣闻，兴味盎然。那时我也买书，凡在老人家里看见或听到的，只要书店有，不管是否能读懂都要买回，自己的藏书亦慢慢地多了起来。虽说我难得能静下心来在家阅读，但在几位老人那里多少听说了各种书人书事，亦了解了许多文史哲方面的书目和作者。
虽说我并非老人们的学生弟子，因为经常前往串门，便受到其中几位师母们的关照厚待。一般进门先听到女主人招呼，我也学着别人先喊师母，要回去时师母都会送至门口，还要轻声道：下次再来。于是，这句“名人背后有伟大的女性”，常常会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有时师母们会留饭，或请吃点心或送些糖果糕点之类，渐渐地我学会了喝茶、饮酒和抽烟，偶尔为老人们干些跑腿的小事。这样的生活，浓浓情意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我，使我每每处于理想状态。毫无疑问，造就了我后来长时间致力于为文化界前辈们留影存照专题的选择、境遇和耐心。
在20世纪90年代的其中8年我拍摄了本书中的所有照片，我把自己这段经历比作仿佛“上山”一样的攀登，而在此后5年间断断续续制作照片、编写小传、收集手迹以及出版《世纪肖像》，直至如今又编成本书，我将这些工作视为仿佛“下山”似的愉快过程。这种“上山”与“下山”的体验，恰在我非常寂寞的生活里，又迫于生活压力，摸索走着漫长曲折、冷暖自知的小道，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不知不觉地步入中年时代。回忆前尘影事，奋力“上山”不断拍摄的情景，老人们和霭言笑的形象，历历在昨，恍如眼前。
我拍摄的文化前辈适逢生活在20世纪我国大动荡大变革的社会背景里，他们承载着深厚的国学传统，又饱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但是战争灾害连绵起伏，他们大都投身于抗战救亡运动；世变频仍，道路坎坷，历经民族忧患和政治创伤，他们依然执著奋斗，矢志不渝；他们是惊心动魄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资中筠先生在评论拙作时说：“影集定位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作者在‘后记’中已叙述了自己多年的读书兴趣、向往和对人物的心仪。我不敢以己意妄加于作者，但我确实特别赞同他的选择，因为在我国，较之政治人物、自然科学家或其他各界的显赫人物，人文知识分子大多命运曲折，除少数外，其贡献和作用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注意和评价。”此语一言中的，深得吾意。
当年准备开展这项摄影专题，我就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一般在寒冷隆冬和炎热盛夏，那些不适合去拜访老人的日子，工作之余我就流连忘返于图书馆，通过一知半解的研习，一位位文坛学界前辈的名字进入我的视线，于是便在或春暖花开、或初夏凉爽、或秋日和煦、或初冬融融之时，带着相机，追寻他们的卓越身影。最近两年为了撰写介绍前辈们成就的小传，需要搜寻各种相关资料，每每开卷，又仿佛亲炙其闲说平生：沧桑沉浮，命蹇时乖；摩顶放踵，道山学海；驰骋文坛，老而弥坚。真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免引发我的感慨无限了，因此在图书馆的日子里便时常“不务正业”、“开小差”地浏览他们更多的著述，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这些小传因此越写越慢，而我却尽情地享受着“下山”的乐趣，并常常在友人电话催稿声中猛然惊醒，不得不赶紧上路继续写作，以不负编书之责。
在一路“下山”时，最为动情的景色是前辈们馈赠给我的手书，悠然驻神于兹，文人之真性真情，品格本色，淋漓尽致，跃然纸上；所书内容个性各异，心迹风骨蕴含其中，往往能窥见他们的生命承受之重，有着鲜明的经历烙印。尤其是耆宿们像雪后青松凛凛然于生命高峰，夕阳凭栏，俯瞰昔日惊涛骇浪，别有一番参悟和感喟的话语，更值得我们重视。有多幅法书都是在他们晚年体衰之时欣然而作，纵横涂抹，恣肆无忌，运腕颤抖波动的笔划线条老辣苍劲，显现生命力之顽强的气息。陈翰笙老人的“恕人责己”，因为书写时双目几乎失明，是由他的外甥女童瑜琼帮助拼贴而成的；那年93岁已经失明的李霁野老人，当场为我写下“俯首甘为孺子牛”；高元白老人书写的“乐群”等等，回想目睹书写的情景，极为难得，堪称弥足珍贵之境遇。还有像赵朴初、贾兰坡、史念海、戴家祥、吕骥、马三立诸位前贤书赠我的题辞，诚如“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凡此种种，清醒睿智，谦谦笃实，坦荡自省。每每抚纸摩挲，风流遗韵，我似乎从中读出先辈们的人生轨迹。收录在本书中的仅仅是一部分，我当宝爱其余，好好呵护，倘有机会将专门把这些墨迹另编集册，以布文采流传。
同时，因为各种原因有部分前贤的手迹经过多处寻访而未能搜获，我得到老人们的家属、学生和友人热情的帮助，像已故姚荫梅先生的手书遍寻无着，几经曲折才找到其弟子江肇昆先生并提供给我寓意文辞俱佳的“粥诗”；已故陈明达、莫宗江先生，也因拍摄时间久远，辗转多时才好不容易与其家人取得联系，帮我寄来手稿复印件，法书儒情雅绪，俊逸端庄，满纸烟云，令我心仪。特别是我收到摄影家蒋新华寄赐的其父蒋齐生先生生前的原稿，并表示送给我保存，让我感受到莫大的信任。
摄影虽然不能反映已经过去的历史，但它能不断地留下永恒的历史印痕。我是赶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前，把经历我国百年动荡硕果仅存的一位位文化先辈的晚年形象以及字迹留影存照。我个人的这种文化行为，毫无疑问是想以自己的微薄能力加入铸刻历史的行列，做一名有所作为的能工巧匠，让后人不至于过快淡忘一些文化前辈的身影。这些自信基于我的文化情怀、我的技法技巧、我的勤奋用功、我的忍辱负重。那么在这条“上山”和“下山”的崎岖山路上，有惊有险，难免会有些曲折恩怨，甜酸苦辣，原本是不应该对人唠叨的，但有时亦会克制不住地流露出来。比如，每当有老人和家属寄来发表有我这些肖像作品的书籍报刊，我会为自己能给老人在晚年时期拍摄出最好的照像而兴奋不已。曾经无数次接到老人和家属来信让我加印老人像片，我会感到这是予我最大的褒奖。我珍藏着那些信札，将此视为对我的肖像作品极宝贵的评介，也是我与老人们之间永远的友谊纪念品。
《文化中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影像集》摄影 撰文 沈建中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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