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周扬去世的时候，在年轻一代人那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冲击波。像所有的老人一样，他的隐去，不过带走一片记忆，和天真的孩子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记得自己那时在编《鲁迅研究动态》，主编是潘德延先生，他问大家，周扬的消息，可否在刊物上发一下？在场的几乎没有什么反应。这是大家知道的，鲁迅
谈论周扬的文章，近来渐渐地多了。从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到8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他都有一定的分量。我向来不喜欢他的文章，觉得是党八股的那一类，教条主义多，读之无味。50年代后，他以文艺界领导身份整了许多人，世人至今仍有印象。后来偶与友人议论文学史，这个人物的形象总要出来，无论喜欢与否，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总与他有些瓜葛。确切地说，他是个撇不开的历史人物。
有一次徐庆全先生到我这儿聊天，带来了他编的《周扬新时期文稿》，厚厚的两本。那一天与他聊鲁迅与周扬，一时兴奋起来，话题自然多了。徐氏走后，翻他留下的两本文稿，思绪万端，周扬的形影由历史的深处又浮现了出来。感受呢，自然是复杂、隐曲。沉重的地方不少。我觉得徐庆全研究周扬，是有特色的。收集一个人的文集，将零散的文字汇聚起来，其实也就将一个人的历史明晰化了。
周扬认识鲁迅，是在上世纪30年代参加“左联”之后，他介绍说与鲁迅通过信，见过面，但来往不多。据我的推测，那时他对鲁迅的书读的不多，彼此多隔膜的地方。相反的是，他周围的几位批评家如冯雪峰、胡风是熟知鲁夫子的，冯雪峰与胡风对鲁迅在精神上有呼应的地方，精神深处乃诗人的东西。较之于二人，周扬也许过于理性，印象中的他是板着面孔的时候多，殊乏情趣。那时候的周扬对俄苏理论近乎迷信的态度，对鲁迅并未放在眼里，自然也不免多有失敬之处。同一个时空里，人的心境不同。鲁迅的入“左联”乃文化的使命感在起作用。周扬却在职业革命的层面上，出发点与归宿均有差异。
算起来，周扬的文学批评活动，始自于上世纪20年代末。他早期的文字差不多都是评论一类的，文字较为清丽，艺术感觉尚佳。到了30年代初，周氏已有些名气了。他那时热衷于文学理论，对苏联的那些东西格外关心。读他30年代的文章，大多是对高尔基文学理念的某些回应，苏维埃艺术批评的痕迹很重。他谈论辛克来、夏里宾、布洛克、叶塞宁、马雅克夫斯基的文章，先入为主的东西较多。文章虽然漂亮，但你觉不出是刻骨的体味，不像鲁迅是从生命的深处感知对象世界。1936年10月之前，周扬与鲁迅都写过关于“大众化”、“论第三种人”、“果戈理的《死灵魂》”等题目相近的短文。给人的印象是：前者乃一种思潮的引进，是信仰的产物；后者是现实的盘诘与思考的结晶，内中升腾着生命的热流。周扬的文本始终有种高傲的气息，似乎是真理的化身，在替人布道。那篇《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以及《现阶段的文学》等，自信之余还有冲荡的气韵，那些文章是创造社的才子们也自叹弗如的。但是鲁迅那时就看到了这位青年狂妄的地方，不禁觉得好笑。在1932年底致周扬的信里，批评他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的诗作流于辱骂和恐吓，那其实也是对左翼青年普遍具有的高傲气的不满。在鲁迅眼里，诬陷、造谣、恐吓、辱骂，乃旧文人的遗存，殊成问题。那自然掉进奴隶主式的模子里，终于是老谱新唱，于文化无补，对民众无益。深谙历史与传统的鲁迅在同一营垒中看到了旧的遗风，失望之情是不可免的。后来围绕“两个口号”之争产生的冲突，鲁迅觉出了周扬身上“奴隶总管”的习气，与之几乎是决裂了。他晚年曾自悔当年的孟浪，以为是大错特错，那自然是后来的事情了。
我翻阅周扬的文集、文稿，便叹息他的才华都浪费到对外在理论模仿之中了。茅盾、丁玲、冯雪峰的文字，是有自我的生命体验的，乃当下生活的折射。周扬缺少这些。他写过一些有力量的论文，如《现实主义试论》、《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等等，可后来渐渐变成文艺政策之类的宣言，先前敏锐的触觉被钝化掉了。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文化权力的象征，而不是艺术的体验和学理的探究。上世纪50年代到“文革”前夕，他已没有什么像样的文章，那些不同场合留下的文字，现在只能唤起诸多不快的回忆。他的悲剧其实也正是鲁迅当年预料到的。
但到了晚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当他复出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他的某种变化。《周扬新时期文稿》记载了这些。变化之一是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了新意，不似先前那样句句是真理了。第二是对鲁迅的感受有了彻骨的一面。我私下想，倘若了解现当代文化思潮，以周扬为标本，能看出历史的脉息。文化中的悲喜剧，在他那儿生成，也在他那儿终结。就历史的分野而言，周氏给人带来的是难言的苦楚。
不必讳言，晚年周扬的讲话、发言依然有逢场作戏的一面，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上还有些闪烁其辞。文风呢，较之于先前略为活泼，比五六十年代要略带一点特点了。曾卓先生在一次谈话中讥讽周扬的文章只有史料价值，没有思想的价值，是个中肯的看法。这位以文学批评与领导身份出现在文坛的人物，背后隐现的正如曾卓所说的是“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东西。梅志甚至在其中看到了“投机”的色彩。周扬的多半生，是将左翼文化不断地教条化，而晚年不过疏离了这些教条，略有反悔罢了。我读他的晚年文稿，觉得主要精力，是放到了对“文革”左倾思潮拨乱反正上。注重的是常识性、原理性的东西。“领导腔”变得弱化了。其实那些常识与原理，鲁迅那代人早就说过了，周扬当年是不屑一顾的。晚年大谈尊重艺术规律，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历史人物评价的尺度等等，都非新鲜的东西。但对他而言，已经是十分不易了。但是在对鲁迅的态度上，他是说过一些肺腑的话的。“文革”后他读到鲁迅早期的几篇文言论文，忽生感慨，二十几岁的鲁迅就能从人性和科学史的角度阐释世界，且久历风雨而不失光辉，那是让人敬佩的。周扬承认自己相当长的时间未真正地了解了鲁迅。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呈现了自己的一些真诚。在分析文艺现状的时候，也自觉和不自觉地与鲁迅的某些看法重合。比如创作中的“瞒和骗”问题，真与伪问题，等等。1979年，他在第四次文代大会报告提纲的手稿上，有这样几段话：
“主要不是混乱，而是活跃。伤痕文学不等于感伤文学。
不是彷徨的一代，而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
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落后于形势，理论落后于创作。
……
不考虑艺术上如何创新，只考虑政治上如何保险。
……
群众把看戏叫宣传，看传统戏才叫看戏。
……
‘四人帮’在文艺上究竟搞了一条什么路线？文艺是忠于政治还是忠于生活，是忠于理论还是实践？
三种：一是真实的文学，二是粉饰生活的文学，三是瞒和骗的文学。”
在他的文稿中，这一篇给我的印象很深，有着独立思考的东西在。这是原初的思路，作者对文艺的基本态度是公正的，不像以往那样盛气凌人。“文革”中他久陷囹圄，自知做过奴隶之苦。文艺当然不能再成为一种政治的简单的传声筒，这不恰恰是鲁迅当年所说过的么？久历苦海的周扬，最终在鲁迅的某些命题中停下脚步，那是他的宿命。他那一代人无论怎样探求与摸索，终未跳出鲁迅形容的那个无物之阵。在情感的层面，他对鲁迅一直有些距离，可是在思想默想的那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能拾到的只是鲁迅的牙慧。
鲁迅在世时，周扬没有写过一篇相关的评论。只是在一些文章中顺带点染一下，不过是个装饰，对那个丰富的世界知之甚少。鲁迅逝世后，他才认真读了一些小册子，陆续写过一些论文。他在1939年发表的《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1941年写下的《精神界之战士》才开始对这位先行者有了深切的认识。这两篇文章各有千秋，尤其是后者，在理性的层面显示了他论辩的力量，不消说，是颇有学理的力量的。那论文今天读了也不失一家之言的冲击力，我觉得是显示了他理论功底的。后来，他独思的一面渐渐弱化，批评被报告所代替，官员的色彩越发浓了。周扬的身上没有太多的士大夫旧习，精神背景单一，述说问题时缺乏趣味，往往将丰富的东西简单化。他同代人写批评的文章，有时带有诗人的余绪，像何其芳、冯雪峰、胡风等人，文字后有灵动的内觉，文本尚可一读。但周扬却有意无意地将理论呆板化，像一尊严肃的雕像，让人亲近不了。我相信除了文学史的研究者外，一般人不太会读他的书。王小波后来嘲笑中国文学里的无趣与肉麻，大概就有对这类精神的反思。鲁迅当年就警觉过文学中的单一教化倾向，而不幸的是，周扬等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真的把精神生活枯燥化了。
不管他晚年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自酿的苦果对社会的破坏，有一点可以确认，是这个人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年轻时那么反对鲁迅，后来将鲁迅的友人胡风、冯雪峰、丁玲一个个整下台来，最后自己又被推向深渊，走的也正是鲁迅所云的路。周扬的不幸在于与鲁迅的遭遇。他被囚禁于鲁迅的预言里，一生未得安宁。贬的是鲁迅，而唱的也是鲁迅，哪一个更真实呢？了解历史的人，都会对此思之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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