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探寻出版史实的艰难之旅

2004-11-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作为当代出版业中一员，常因市场喧嚣而难以沉静，探寻学问似成奢侈。有如李瑞良老先生三四十年如一日，于编辑出版实践之际执着于中国出版史研究，并编著成《中国出版编年史》一书的，在我所谓确是一次艰难之旅。

初识此书，便为其收集浩繁资料的顽强毅力所感动。全书分上下两卷，再下又分先秦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元卷、明至清前期卷、晚清卷、民国卷，共八卷。史料跨度很大，上起先秦，下迄1949年，按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当是古代史和近代史这两大部分。作为编年体通史，史料的取舍标准是关键。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出版研究，在“出版”和“编辑”的概念内涵上有着自己的理论观点。他在自序中提出了自己的甄选标准，“‘出版’有三个要素，即：图书或著作物、制作和传播流通。具备这三要素的都可视为出版。”因此，书中史料内容既有作为出版背景的中国史及文化历史等，也涉及事关出版的各类交叉学科，如文字学、训诂学、注释学、校雠学、版本学、目录学、翻译学和传播学，具体则包括：历代重要典籍的编撰和整理、图书载体及制作方式的进步、历代著名的出版机构和出版家、编撰家、考据家，以及图书流通的历史变迁等，与当前出版界普遍认同的出版史研究范围基本一致。由此，本是随处散落在中国五千年文化长河之中的出版史实，聚满历史尘埃和层层伪碍，经由作者潜心拾起，认真梳理，打磨出光彩，再以线穿珠，用丰富的史料显现中国出版的古今、源流、始终。作者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艰难之旅，我想，除了作者所述的“习惯”和“工作关系”外，更是出于对出版业的常思常感和对出版业的至深至爱。

再往下读过来，便开始发现其中的特别之处。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起历史学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显然，《中国出版编年史》一书着重的是第一个层次，是竭尽心力为读者提供较全面客观的出版史料，于科学性上下足功夫。全书一律依年代陈述史实，务求准确，涉及人物数据等更是毫不含糊。至于第二个层次，作者也未完全忽略，在每一卷中，先是“总叙”，后列出版史实，“总叙”阐明各时期在出版史上的地位，并摘记大事。既是提纲契领，实际上也与作者自序一道，构成了作者“对史实的理解和诠释”。

掩卷之后，自然会想到这本书的价值问题。昔张静庐先生推出出版专题史料，仅是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史料，就有七部共250万字。可见，这套不到75万字的出版编年史，要穷究几千年中国出版的本末，是断不可能的。因此，这本书对史料依轻重有取舍，而且文字力求简练，字字如珍。可喜的是，编者素来对出版也颇有研究，极谙作者心意，使这两卷书的整体设计松弛有度、儒雅大方，与其内容文字相得益彰。在我看来，出版从业人员和图书爱好者，研读此书，溯源可得中国出版发展之完整脉络；或作为工作参考书置于案头，时常翻阅，偶得历史之幽和文辞之美。不亦悦乎！

　　《中国出版编年史》　李瑞良／编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