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多岭峦，香具最神秀。凌绝顶，望国畴：碧野涌炊烟，沼海舞群鸥。美哉大和国，妙哉秋津洲”――当我给研究生讲课引用李芒先生译的这首万叶和歌时，心里不禁一惊：倏忽之间，李芒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四年了！
我清晰记得四年前那个令人沉痛的日子。那是十月最后一天的下午，社科院外文所打电话告诉我：李
往北京给先生家人打电话。得知先生辞世前没怎么遭受病痛折磨，安祥地走了。
放下电话，我感到十分沉痛，一种近乎虚脱的沉痛。我从书橱拿出一个月前上海日本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上（这是先生第一次缺席的年会，他给大会发来贺信并请求辞去会长职务）先生托人捎来的刚刚出版的《采玉集》，又找出《投石集》和他翻译的《万叶集选》，打开有先生遗像那页，一起立在书架上。然后去外面山坡采来一束小小的黄色野菊花，放在先生遗像遗著前，默默肃立良久。
对我来说，先生不仅仅是我国日本文学界德高望重的老会长，更是提携和指导过自己的可钦可敬的老前辈。
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了。我把自己写的一篇关于日本古典诗歌意境的论文惴惴然寄给先生。先生很快回信大加鼓励，并邀请我参加那年夏天在洛阳召开的日本文学年会。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李芒先生：满头银发，面色红润，身体魁伟，步履沉稳，一脸慈祥的微笑。在楼门口一见面就亲切地拉过我的手，一副喜不自胜的样子。说话声音不高，舒缓而浑厚，如空谷回音，很有感染力。神态温和自然，一点架子也没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有长者之风。
此后每有和歌以至日本古典文学方面的活动，先生总是举荐我这个当时远在岭南的晚辈。大概是1991年在杭州西子湖畔举办和歌俳句“行吟会”的时候，有幸同先生住一个房间。记得最清楚的是，先生告诉我他翻译和歌俳句，往往一连几首写在小纸条上揣进衣袋，走路也好等车等人也好，随时随地掏出琢磨一番；同时把小开本宋词元曲放在案头枕旁甚至卫生间内，以便随手翻阅，用以激活灵感。并说这个办法意外有效。受此启发，后来我的枕旁便多了一本散文，睡前花几分钟看上一两页，用以不断打磨文学悟性和丰富词汇量。如果说自己在翻译上、尤其近年来翻译村上春树作品方面尚有一二可取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效法先生。
光阴荏苒。六年前借赴京开会之机，前往先生府上拜访。先生仍住在十几年前的宿舍里，客厅兼书房除了新铺的复合地板，谈不上什么装修。先生拿出作为外国名著丛书之一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万叶集选》签名送给我。我捧在手上，顿时有一种沉甸甸热乎乎的感觉。心想这730多首古诗，不知又耗掉了老人多少时间和心血。我半开玩笑说译和歌经济效益怕也太低了吧，先生应道：“是啊，一天也就译三首五首吧。不过事情总得有人做。”“事情总得有人做”――至今这句话仍不时在我耳畔响起。可以说，老一辈学者那种不计功利的淡泊、谦虚和责任感，都体现在这句再普通不过又耐人寻味的话里了。
当时先生劝我在研究古典和歌方面再做点事情（我已中断几年了）。他说他原本准备写两部书：一部和歌史，一部和歌评论鉴赏方面的，但由于年纪大了，怕是难以如愿了。接着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你想做，我愿意把我搜集的所有资料提供给你。”我听了，心里很受震撼。搞学术研究的人，谁都晓得毕生搜集的资料意味着什么，而先生要无条件地提供给我，何况我又不是先生的受业弟子！
薄暮时分先生执意拉我去离他住所并不很近的一家餐馆吃火锅。那时先生腿脚已不大灵便了，走一会儿便要坐下揉一阵子腿，来回路上揉了好几回。告别时先生用依依不舍的眼神望着我，似乎还有许多话要对我说。后来每次想起那眼神，我都后悔自己为什么没多留一会儿倾听先生更多的教诲。“事情总得有人做”――想来这也是先生一生的写照。先生或许未能构筑自成一统的学术大厦，更多时间里只是在日本文学普及性评论译介和提携后学方面默默做着他认为总得有人做的事情，而这正是先生的人格光点和功劳所在。
北国十月，秋风萧瑟。远处，黄海洪波涌起；窗前，梧桐黄叶飘零。先生去了，去那边了，已去四年了。那边的树叶也会落吗？您身上的衣服够吗？
安息吧，李芒先生！这边有许多人在怀念您、感激您。您未做完的事，我、我们、我们的学生会接着做下去。毕竟，“事情总得有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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