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经典中,《春秋》本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录载的一部编年史,自从孔子用以取义垂教,便形成了具体体现儒家政治理念、政治道德的原型性典籍。而三《传》作解以来,历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不断进行阐发。多一家注释,便增加了一个理论支点;多一层疏解,便加深了一层思想厚度,自先秦至清末,形成了一个内涵极
首先,此书取材广博。作者并不局限于前代书目中《春秋》类的著作,如汉代王充的《论衡》、唐代刘蒉的《对策》以及历代论文、书札等凡对《春秋》有代表性观点的文献皆在搜取之列,很全面地反映出历代学者对《春秋》的理解与观点,这就超出了过去传统经学史研究者的视域。其次,《春秋》学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通过各种流派、师说、家法等形成和途径完成的,所以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把今天、古文、汉学、宋学等作为过时的概念轻视其学术意义,而是以“学术特色”的眼光予以客观地检视。从微观分析方面,对某些专门性的问题,比如对胡安国“以夏时冠园月”的观点,就作了深入的、总结性的论述。无论对文献的抉择还是对理论的抽绎、归纳和概括,都站在学术前沿的位置上分别精考密析,准确地指明各个阶段、各个流派、各家观点思考角度的侧重。从宏观把握方面,确定了每个“研究点”在整个《春秋》学学术链中的作用、价值与地位。辨源析流,线索清晰,轮廓分明。应当说,个别“学史”类著作,有一种倾向,即是将该“学”中的重要著作分别作出“提要”式的述评,按时代顺序串联起来。而此书却不是这样,而是深刻发掘各时代对《春秋》研究的认知取向间的转变原因。比如论唐代《春秋》学颓势的原因以及向“宋学”的转换机制,极有说服力。从表层的时代风尚的转向来展示出《春秋》学发展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