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极不情愿写的书，如果不是因为‘记者’这两个字，如果不是为了警示后人。”今年38岁的乔云华，从李真2000年3月30日被逮捕到2003年11月13日被执行死刑前，作为新华社
记者，在办案人员的陪同下，他对李真进行了15次采访，下文即摘自《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
曾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为了那个县委书记的梦，那时我干起工作来，也真是不要命。有一次累得晕倒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当时可以打电话请个假，但我一咬牙，还是上班了。我记得想骑自行车，但头晕得不行，就‘打的’到了单位。那个时候根本无所谓星期天，也不讲报酬，反正就知道闷着头工作。”
乔：你当初从政时的理想是什么？
李：做个好秘书。乔：没有受贿这个概念？
李：其实，我开始当秘书时，听到某某人受贿多少多少，我还有点不可思议，觉得距自己很远。权力来之不易，为什么不为群众做事还要受贿呢？
乔：能否讲得具体一点？
李：我是1990年10月开始做秘书的，是给一副省长做专职秘书。我记得，在我做秘书前几个月，中纪委向全国发了一个部级干部及其属下一些人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的通报。那时，我一方面为这些身处高位的人犯错误而惋惜，一方面又觉得贪污受贿距离自己太遥远了。
乔：当时中纪委的通报就引起了你的重视？
李：对。我还把那个通报压到了自己桌子的玻璃板下。
乔：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到省政府做秘书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就有许多人主动给我打电话，其中有一多半是认我做老乡的。那时，我就想，职位稍微变化，就有人“认”我了。我在省计委建设投资公司工作时，为什么就没人主动找我“认老乡”？那时就感觉秘书这个职业很神圣，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第二个星期，开始有人请我吃饭。当时我推脱过好几个人，但有一次实在没办法推开，就去了。吃完饭，有人要送我一条烟，我忘记是什么牌子了，反正我记得那个牌子在当时算是很好的。我坚决不要，可那人像疯了似的往我衣兜里塞，我拗不过，就要了一盒。
就是那盒烟，让我的心不平静了一个星期。那时就想，今天收一盒，明天收一盒，一年下来就是300多盒。300多盒烟，这可不是小数字，一想这个数字，我心里就发紧。恰好我在找一份文件时，发现了中纪委那份通报，作为警示，我就把它压到了桌子玻璃板下。
乔：还能记得那份通报里总结的“教训”吗？
李：大部分都忘了，但中纪委通报里有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革命干部和腐败分子、犯罪分子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时我想，这句话说得太深刻，也太精彩了。后来，我在写材料时，还经常引用这句话。
乔：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你印象较深？
李：我在做秘书半年多后，一次看电影《焦裕禄》，曾使我泪流满面。小时候读书，中学课本里就有焦裕禄的事迹，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焦裕禄患肝癌，到了晚期，还带病听汇报，痛得支撑不住时，就用东西一头顶住肝部，一头顶在椅子上，时间长了，硬是把椅子顶破了一个窟窿。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电影《焦裕禄》中那一个个感人的场面。焦裕禄那风雪中瘦弱的身影，在“政治错误”的重压下为群众的生死勇于负责的正气，还有去看望受伤的老农，去送别要离开兰考的大学生，临终前留下的一块手表和谆谆教子的半块窝窝头……我记得我旁边座位上的一个本单位青年人，起初曾以“怀疑”、逆反的心态去看《焦裕禄》。但走出电影院时，他却变得与我一样眼睛沉默无语、湿润。
那时我就想，20多年前的一个典型，到了90年代，间隔这么多年，中国社会几经变化，民族心理也经历了一个新的发展，为什么仍然能够对人们产生如此大的冲击？这说明人民呼唤“焦裕禄”，亿万群众渴望有多一些再多一些的焦裕禄式的干部，期望在他们带领下能消除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走富民强国之路。
乔：这部电影对你影响很大？
李：很大，而且持续了好长时间。有一个镜头一直让我忘不了。影片开始时，为焦裕禄送葬的人成千上万。那时我想，我一定要尽职尽责把秘书工作做好，将来有机会就到生我养我的张家口市最贫困的一个县做县委书记，像焦裕禄一样带领百姓致富。我死后，不求有那么多人送我，只求有人能在我临终前说“谢谢你，李书记”就够了。可现在……就是死，落得却是骂名。唉……
为了那个焦裕禄式县委书记的梦，那时我干起工作来，也真是不要命。有一次累得晕倒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当时本可以打电话请个假，但我一咬牙，还是上班了。我记得想骑自行车，但头晕得不行，就“打的”到了单位。那个时候也无所谓星期天，也不讲报酬，反正就知道闷着头工作。
为什么李真一旦大权在握，或掌权时间稍长，就大肆腐败呢？
我们不禁要问：权力的“保质期”究竟有多长？信念为什么这么容易动摇？
迷恋权力之日 信念动摇之时
“我的问题的发生就是从贪权开始的。给副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长做秘书好，给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委书记做秘书风光、神气。等真的给省委书记做了秘书，又感觉不如有实权好。等到了省国税局做了局长，感觉弄个省部级干部干干更好。我给自己设想的是，45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
乔：拿破仑在临死前回顾他一生政治生涯时说：“是权力支配着理性。”你怎么看？
李：应该是理性支配权力。
乔：可你为什么却做不到呢？
李：我主要是官迷心窍。权力这个东西太迷人了。不是有人讲，人对权力有永久的、不停歇的渴望，一直到死吗？
乔：权力呈现出许多外在形式：责任、奉献、力量、畏惧、庄严、神圣、密室的耳语、钱财、荣耀、更大的自由……你迷的主要是哪一点？
李：怎么讲呢？算是荣耀、更大的自由吧。
乔：按理说，权力越大，担子越重，越心惊胆战，越不自由。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学家说过的，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追求荣耀、自由的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你怎么认为？
李：过去，没这样想过。
乔：你追求荣耀、更大的自由是表面现象，深层原因是什么？
李：现在看也许与我的病态人格有关。
乔：什么病态人格？
李：自卑感。由于长期目睹“荣华富贵”于咫尺，而自己却身处卑位于“花团锦簇”之中，心里便不自觉地产生自卑感。
乔：自卑感的产生是一种相互比较下的心理失衡的结果。人一旦发现这种失衡，就千方百计去寻求弥补，更加渴望和追求优越感。美国当代心理学家艾・费罗姆称这种畸变心理为弥补型心理。换句话说，这种弥补型心理是导致你贪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是？
李：我觉得是。（李真边说边点头。）
乔：追求权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和正当的途径去追求它。
李：这话说起来容易。人，一旦迷上权力，不要说信念，就连自己有时也迷失了……现在细细想来，我的问题的发生就是从贪权开始的。给副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长做秘书好，给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委书记做秘书风光、神气。等真的给省委书记做了秘书后，又感觉不如有实权好。等到了省国税局做了局长，感觉弄个省部级干部干干更好。我给自己设想的是，45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就像以前给你念的那首江南小令。唉，我毁在了官“迷”上。人一旦迷上权力，信念就容易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按理讲，自己职位越高，应变得更有理智、更讲道德，但恰恰相反……职位升高后，除了能更清楚看到、更大胆利用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漏洞，贪婪地掠夺国家与社会的财富，还能做什么？……不能说我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进行过反思，没有诅咒过。但就是反思着、诅咒着，信念仍在一点点地丧失着，就像从山坡上滚下的战车，想停都停不住……
（摘自《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乔云华著，新华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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