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手抄本《梅花档案》、《一只绣花鞋》是如何诞生的？张宝瑞曾经写过一首七律诗《自鉴》：
凄厉半生苦语迟，沧桑笑对榜揭时。 绣花鞋落无人觅，落梦花飞有谁知？醉
这诗里寓含了这一手抄本的境况，但真正解谜还要从神秘的十号大院谈起――
神秘的十号大院
应该说，北京东城喜鹊胡同十号大院对我后来创作梅花档案系列故事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对我来说，喜鹊胡同十号大院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十号大院里度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里正是我创作《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一系列梅花档案故事的源泉所在。
我1952年8月23日出生在北京，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们一家人就居住在东城区喜鹊胡同十号大院里，一直到1975年才离开这里。十号大院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子虽然只有十几户人家，却有三个人精神上有毛病。他们一类属暴力型，那是一个工厂的女工，有人诬告她偷了工厂的布，实际上她没有偷，一下子就给刺激疯了；我记得他梳着短发，两眼发直，冒着绿色的凶光，脸上长满了粉刺。一类属政治型，他后来疯死了；还有一个属青春型，也就十五六岁，看见你就笑。环境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二层的住户姓王，女主人带着两个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对面的这幢灰色的二层小楼，对我来说是最神秘的地方。因为就在我家的对面，所以我总是注意观察她家的情况。但是，她家窗户上的所有布帘子总是挂得严严实实的，一年四季都是一样，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看清里面。只是王老师的两个漂亮女儿总是站在二楼的栏杆上眺望，我们叫她们姐姐妹妹。她们若有所思的样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些人，使十号大院充满了神秘的感觉。在日后我创作《一只绣花鞋》故事的时候，王老师的两个女儿就成为了故事里黄家姐妹的原型人物。
可以说，喜鹊胡同的十号大院以及大院周围的一些建筑使我萌生了很多丰富的想象，在后来都体现在自己编出的一系列关于梅花党的故事里面。
工厂的“故事王”
1969年3月1日，我被学校分配到北京最东南的北京铁合金厂工作，直到1979年3月1日考上大学，我在工厂整整呆了十年时间。实际上，从1970年起，我就已经开始给工友们讲各种故事。那时工厂的工作特别累，而且我们是三班倒，上夜班的时候最难熬。我当时作为生产班长，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特别是上夜班的时候大家都是爱犯困儿，于是，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我现编现讲，特别吸引人，大家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听我的故事。到该干活的时候，我就结一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于是，大家吆喝一声拿起工具开始干活了，就这样，讲故事提起大家的精神头。我这一讲就是十年。由于大家都爱听故事，劳动的积极性也被带动起来了，所以我所在的生产班组几乎年年都是厂里的班组生产冠军，而我因为所在的班组生产上的业绩也“平步青云”，还当了车间团总支副书记，也是每年的先进生产者，可见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里，文学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
我最初讲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就是关于梅花党的系列故事，包括《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火葬场的秘密》、《一幅梅花图》、《金三角之谜》等。绣花鞋是梅花党人的接头信物；诚然，明朝、清朝和民国时期的许多小说和戏剧，也有不少绣花鞋的故事，我想主要是绣花鞋是年轻漂亮的女人穿的，和神秘的女人有关，因此就有了奸杀案、凶杀案等。我写的这个故事，主要是为了描写国民党特务潜入大陆，准备反攻大陆的时候，我党进行反特工作的故事。故事引人入胜，我也就有了现编现讲的积极性，同时将梅花党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了“文革”时期独特的手抄本。
手抄本是这样流传的
1971年春天，我把我1970年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写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友们传看。当时我的手抄本,通过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哥哥，到西北当兵的表哥，到东北军垦，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流传到社会上。1971年的时候，我18岁。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就会坐在我家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写我的小说《一只绣花鞋》。在葡萄架不远的地方，有一株母亲亲手栽下的白丁香，花开的季节，飘来淡淡的白丁香花的清香，夹杂着枣林的气韵，灰色的旧屋顶笼罩在黛色之中，偶尔传来灰喜鹊的叫声，此情此景，颇有韵味，都能刺激我想象出很多故事。1974年夏天，因为我在三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又增加了不少内容，于是又把这4万字的小说扩充为一部12万5千字的小说。在2000年10月正式出版的时候，实际上又增加7万多字，加入当代的一些故事背景。因为按照出版社的要求，长篇小说20余万字比较合适。
有人说,手抄本犹如文革时期我们嚼过的玉米面窝头和菜团子,可是你们别小看这些菜团子,就如同你们别小看了人类那些光着屁股的猿猴老祖宗一样,当然这种比喻未必那么恰当。你们想一想,从1966年开始的历时十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国当代社会经历的一场大灾难、大破坏。一时间，文坛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悲惨境地，连老舍这样的优秀作家都跳了太平湖。但是一向富于反抗意识、想像力的中国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诞生于“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的“手抄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在古代,因为印刷技术不发达,人们习惯于手抄文章,《西游记》、《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就是靠手抄在民间流传的。而“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则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叛逆行为。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和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正是这暗暗涌动着的充溢着蓬勃生命力的潺潺文化春溪，带给受难而顽强的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怀。在初步统计流传的300多种手抄本文学作品中，我写了20多部，至今仍保存着十多种手抄本原创手稿。
我始终认为，这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没有，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是不朽的！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尽管发生两次废佛焚卷事件，但是隋末的有志僧人静琬在北京京西石经山毅然发起石刻佛经运动，历经隋唐辽金元明一千余年，经数万僧人的磨砺，终于完成石刻大佛经，成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北京石经山云居寺也被誉为“北京的敦煌”。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烟雨骊山君子仇，咸阳四百六十丘”，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司马迁可以忍受宫刑，但是著出了辉煌的《史记》。李白可以不被唐玄宗重用，但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诗人！
我觉得，这就是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所在！同时，我也是在手抄本的创作中成长起来，形成了在那种困难的境遇和重体力劳动的重压下的精神动力，以至于在1978年以初一的文化基础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我在文革时期创作的手抄本作品并不仅仅是《梅花党》系列与《落花梦》，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以及电影作品等。
那时候我讲的故事大多是反特、侠义题材的，少数是当代题材。为了避免出现是非，写的当代题材的小说大多都扔进炉火里烧了。我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名叫《命运》，它讲述原某部部长一家人受迫害的故事，写这个故事的主要原因是部长的长子是我表哥的好朋友，里面有关于他与一个四川姑娘的爱情故事。直到现在，我的表哥姜立忠还说，我记得“文革”当中，你写的《命运》很精彩。另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名叫《安娜》，讲述一个少女受尽迫害最后沦为妓女的故事。还有一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名叫《橘子红了》，讲述三个青年，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参加秋收起义，失败后，又去了广州，参加广州起义，再次失败后，去湖南寻找毛泽东投身革命。
我也写电影文学剧本，我很喜欢邹容，他17岁牺牲，他那种无畏的精神很令人佩服，所以我就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邹容》。“文革”期间，我还创作了《憧憬》、《价值》、《老头店的姑娘》、《空间，有无数深邃的眼睛》等小说和诗集《咏史一百零二首》、诗论《墨海淘沙》、话剧剧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电影文学剧本《巾帼英雄》等。1970年，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咏史七律一百零二首》。以七律的形式，创作102首诗，谈古论今，指点江山，悠悠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名人多揽在诗囊之中。
1976年5月，我又写了影射“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电影文学剧本《国恋》，但由于政治原因，只在极少数亲密朋友中秘密传阅。这部电影文学剧本实际上是当时最早的一部反映“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文学作品，剧中写的红岩广场就是暗指天安门广场，书中的反面人物张帅，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和黄帅的合字。剧中有刚刚平反解放的老干部、老将军凌云飞，也有“四人帮”的爪牙谢群，即谢静宜和叶群的合字。长诗《恩来之歌》是我在1976年1月9日周恩来去世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这首长诗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我表哥姜立忠，之后开始抄写流传。
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人学，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应当是深刻挖掘人性的作品，而不是附庸风雅无病呻吟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李白、曹雪芹的成就大，还是周邦彦、柳永的成就大，当然是李白、曹雪芹。李白确实有过丞相梦，但他决不会为了得到这顶乌纱帽，媚颜屈膝于唐玄宗和权臣，“叫我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最后浪迹江湖，与山水明月美酒为伍。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陆续推出了9部长篇武侠小说，1992年我突然暂时在武侠小说方面封笔，毅然转向现代题材小说，我想更直接面对社会现实，进一步深刻挖掘人性。近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创作了《你到底想要什么？》、《人为谁活着？》、《夜香》等反映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
“文革”已经过去27年了，手抄本也已进入历史的档案，但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火生生不息，愈烧愈旺，中国人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永恒！
（摘自《宝瑞真言》，张宝瑞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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