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本身就是“过眼烟云”，发生之后很容易就会被淡忘。即使是那些来势汹汹的台风，也只有几天的兴风作浪时间。
对于我这样一个由于职业习惯，喜欢铭记天气的人来说，过去了的天气，也只是一段段封存在心底的故事，很少再去触及它了。
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一次看似平淡的天气过程，却总是在心头挥
故事已经发生很久了，那是1999年12月13日，当然这个故事和所谓不吉利的13并没有什么关系。
12月12日，是我主持天气预报，因为考虑到一股很弱的冷空气会在当天晚上开始进入华北地区，因水汽条件不是很好，所以预报华北13日会有4到5级的北风，不过很难出现降雪。结论就是这样，节目也就这样播出了。
可是，13日一大早，我醒来一拉开窗帘，发现窗外是雪后一片静静的洁白，主持天气预报许多年以来，天气从未让我感到如此地惊讶。当然惊讶的感觉很短暂，之后持续性的感觉是歉疚。我可以猜想到，其他人看到降雪，惊讶之后，肯定是在骂天气预报或者嘲笑天气预报。想到这些，我开始变得局促起来。因为13日仍然是我值班，我开始构思当天的节目中我如何面对这件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可以选择回避，有很多顺理成章的理由：因为我只是错误信息的发布者；这样的情形也不是第一次；或许很多人并没有留意到我们预报错了；在国内整个行业内部没有道歉的先例。
我也可以选择不回避，同样有很多令我心潮澎湃的理由：在观众看来昨天的错误是我制造的；把错误摊开而不是捂着、掖着、藏着、盖着，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能因为天气预报客观上存在科学局限就自己心安理得地迁就自己；国外有过类似的先例让我敬佩。
当然，最后挑战传统的勇气战胜了尊重传统的顾虑。我决定在当天的节目中向观众表达歉意，并且说明前一天预报失误的原因。
当时我也在想，除了媒体的责任感之外，天气影响的本身也很重要。假如不是冬季的一场小雪而是盛夏的一场特大暴雨，我们需要做的不该是道歉，而是谢罪；假如是我们阴天报成了晴天，我进行道歉、解释的必要性又不够充分。这个时机恰到好处，预报的确漏报了，区域不小，反响也不小，但是在华北，人们惊讶之中也有惊喜的成分，因为这是一场瑞雪。心情愉悦的时候，别人的歉意很容易被接受。
当天上午，我找到节目编导 一位老专家 ，把我的想法和她一沟通，她很爽快地同意了。她的爽快让我惊讶，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很多的理由用于和她争辩。想必前一天的节目也令她辗转反侧很久了，预报员都是这样，对于预报的成败很少喜怒于形，独处的时候却经常深思熟虑 其实后来对于“道歉”的争议中，她同样承受着压力，甚至承受着比我更大的压力，只是外界并不知晓罢了 。
就这样决定了，当晚的节目中直面这次预报失误。
于是，1999年12月13日天气预报节目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早晨，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中部，人们意外地看到了一场瑞雪，之所以说它意外，是因为昨天的天气预报没有预报这场降雪。昨天我们注意到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华北，也预报了会刮风，但是对出现降雪的可能性估计得不足，所以今天我们的心里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歉意。我们只有总结每一次失误，才能使天气预报越来越准确，让人们满意。”
对于这种做法，我事先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它肯定会引起争议。但是为了避免争议而放弃，我的工作所带给我的对公众的歉意会越积越多，我和我所在的节目有义务让大家了解科学的局限和我们面对错误的一贯心态，这次预报失误只是一个很巧合的时机罢了。
当晚，确切地说，是在节目播出后一个小时内，电视和平面媒体的一些记者开始给我打电话，一些朋友也纷纷给我打电话。我很诧异，一是反响如此强烈而迅速，二是记者的灵通，他们居然能通过意想不到的途径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因为我很少给人留电话号码。
当晚，从一些记者的口中，我得知，气象台副台长已经对记者表示，我的“道歉”属于个人行为，预报失误不需要道歉等等。来自内部的争议被摆放在报纸的同一个版面，我确实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没有必要再卷入一场论战的旋涡之中了。所以我选择了沉默。后来《实话实说》邀请我去说说心里话，我谢绝了，说实话，我不是没有委屈，但是和面对新的天气相比，它已经不太重要了。
（摘自《天气真好――天气预报主持人宋英杰、杨丹的气象情结》，群言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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