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国内美术馆长期以来缺少外国艺术品的收藏，或者说尚无征集外国艺术品的计划。中国的美术馆目前主要（或者完全）收集国内美术家的作品，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每一个美术馆有自己收藏艺术品的范围并以此来确定其性质。
但人类的艺术是在交流中发展的，每一代艺术家都是通过借鉴、参照来形成自己的艺术面貌。民族艺术的繁荣离不开对外来艺术的参照和借鉴，它需要自由而开阔的环境。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美术馆都因为收藏世界范围的艺术精品而闻名于世，法国卢浮?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德国柏林美术馆、德国斯图加特国家画廊……它们的世界性收藏，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据了解，目前上海美术馆和广东美术馆比较关注外国藏品的问题，比如上海馆通过大型的展览“上海双年展”，收藏部分外国艺术家的作品。这样做的方便之处是，让这些艺术家在上海当地做作品，没有进出海关的繁杂手续和税收问题。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很明显，首先，艺术家必须离开他熟悉的工作环境，到展览地点做作品的条件，比如正好是双年展这类有当代艺术的即兴创作的工作方式，而不可能收集非当代作品。其次是美术馆的选择，即兴式的艺术作品很难大量收藏，所以这种方式不应该成为收藏外国艺术品的主要方式，只能是辅助性措施。上海美术馆也在主动联系外国收藏家，通过他们的捐赠，收集欧洲艺术家的作品，比如米罗和达利的作品。
广东美术馆的收藏情况令人欣慰，他们也通过举办外国的展览收集作品，一般采取捐赠或付给部分款项的方式。但这样做的麻烦是，中国海关找不到艺术品捐赠的相关法规条款，如果作为非卖品的展览作品在出关时少了几件，美术馆就必须付税，并且税额甚高。这就使美术馆通过举办外国展览征集艺术品带来很大的困难。他们更为主动的方式是主动购买外国藏品，比如他们买欧洲和韩国的版画。显然，在目前美术馆收藏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版画价格的优势促成了这一选择。但是这种情况也需要改变，毕竟藏品需要反映某个阶段的艺术史状态。没有代表性艺术流派和艺术家的代表作品陈列，就无法呈现艺术史的序列形象，艺术史是由一些天才艺术家的天才作品加上他们的追随者组成的序列，没有那些天才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就没有艺术史―――无论这些作品有案可稽或无案可稽。
中国美术馆的外国美术藏品通过外国展览而收藏的较少，主要靠捐赠。像版画家李平凡2003年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日本浮世绘版画和日本及美国现代版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馆相应的收藏空白。据来参加捐赠活动的日本友人说，就是在日本都没有如此完整的浮世绘系列版画了。
对于中国美术馆来讲，真正有分量的外国美术藏品是路德维希基金会1996年向中国美术馆捐赠的117件西方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藏品涉及19个国家―――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法国、瑞士、保加利亚、古巴、意大利、英国、乌克兰、罗马尼亚、奥地利、拉脱维亚、捷克、爱沙尼亚、阿塞拜疆、巴西、美国、希腊。从作者国籍看，真可称得上国际性的收藏。这一捐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美术馆的外国藏品。从学术角度讲，无论是对于当代艺术史的研究，还是了解当代中西艺术家的创作，都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
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中国的国家美术馆对外国艺术品理所当然地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既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也是一种开放和兼容的文化政策、文化眼光的体现。
中国的美术馆资金短缺，以及目前外国艺术品价格的高昂，是造成我们对外国艺术品收藏短缺的直接原因。而近百年历史形成的文化上的排外倾向和文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意识，更使收藏外国艺术举步维艰。美术馆的主持者似乎不能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将收藏国外艺术品列入议事日程，使得外国艺术品的收藏不能成规模和成系统。
现在国内美术馆的外国艺术品收藏可以分阶段和多种方式进行，除了上述各馆已经行之有效的方式之外，可以制定一个初步的计划，并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国家专项经费支持。作为国家的整体文化策略来考虑外国艺术品的收藏，我们可以参照日本的经验，对私人向公立美术馆捐赠艺术品制定明确的优惠政策，海关在这方面要出台相关法规，为公益性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外国艺术品打开“方便之门”。
征集外国艺术品的工作虽然开始晚了一些，但现在就着手做，总比不做好。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公众对外国艺术品的兴趣必然与日俱增。
《路德维希传》[德]海因茨・布德著 李世隆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