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晓明：浙江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浙江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本书的翻译作者之一
记者：《科学技术论手册》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科学技术论又是什么？
盛晓明：《科学技术论手册》是国际科学的社会研究协会（4S）1995年编辑的一本经典读物。4S协会每十年要重新编写一本新的手册，总结十年中的发展状况。
对于国内的不少读者来说，“科学技术论”（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STS）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不过它在欧美的发展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由于这个领域还处在急速扩张与变迁中，因此还很难给科学技术论作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我还是可以描述一下STS的：1、它是一种多学科地探讨科技活动与科技文化现象的尝试。2、它不仅是一种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在我们看来，“Studies”与其说是一个学科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后学科”概念。它的努力方向是一种跨学科，甚至是“超学科”的研究。3、STS在研究进路与策略的选择上倾向于经验描述，具有自然主义的一些特征。这种进路给出了一幅有别于传统的科学图景，并以向传统的科学观发起挑战。
记者：这么看来它似乎与我国的自然辩证法领域比较相似，另外它与学术界也常常提及得科学技术与社会（sci鄄encetechnologyandsociety）有什么区别？
盛晓明：STS与自然辩证法之间存在不少共通点，至少它们都有一种独特的、带有学派特征的研究纲领，都有很强的学科包容性。在我看来，严格意义上的自然辩证法是一种思辨类型的自然哲学，与经验描述型的STS大相径庭。但是人们现今所理解的自然辩证法更多是一种多学科地研究科技文化的领域，或者说是一种学术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STS与自然辩证法合流并非是不可思议的事。至于STS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之间的关系，用这部《手册》编者的话说，是一种“扬弃”，或者说是“转向”（从默顿主义的规范结构转向社会建构）。在本人看来，对于STS来说，科学、技术、社会是三种不同东西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对于科学技术论来说，三者原本就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表述罢了。
记者：关于STS的译法问题，曾经是个争论的焦点，各方“神圣”不惜笔墨各抒己见。那么“科学技术论”这个译称是如何诞生的？
盛晓明：国内学者目前就“科学技术论”（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一词的翻译尚存有较大的分歧。我觉得，把STS译为“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元勘”等都有其合理与不足的一面。把“Studies”译为“研究”很难与科学和技术专家们的研究区分开来。但是把它译成“元勘”同样也是成问题的，因为这里对科学的考察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一种经验的考察，具有反思性的特点，而不具有基础研究的“元”性质。
德国学者通常用“Wissenschafttheo鄄rie”（科学论）一词来表达“ScienceStud鄄ies”，日本学者通常也沿袭了“科学论”的表达。我觉得，“论”这个词的用法相对比较宽泛、灵活，既可以表达某种特定的研究领域，也可以表达某种特定的研究趣向。当然，这种表达至多也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在我国学术界，“社会研究”（SocialStudies）、“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早已有既成的译法。于是在本书中，“Studies”便有了两种不同译法――“论”和“研究”。尽管这实际上是翻译中的大忌，但实属无奈。
记者：科学技术论的内容庞杂，涉及多学科领域，您认为4S协会是如何选择作者的？我们注意到，在译后记中提到，科学的社会研究协会（4S）婉拒了默顿的大弟子科尔参与该书的编写，您认为这点意味着什么？
盛晓明：之所以拒绝默顿学派的大弟子S.科尔，主要还在于学术分歧。我刚才说过，科学技术论带有“后学科”研究的特征，因此尽管它内容涉及广泛，学科庞杂，但是却不拘泥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学科规范。比如爱丁堡学派虽说是一种科学知识的社会学，但是其成员却不屑于社会学的学科规训，他们所理解的社会学更像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哲学”。这种不拘一格的风气似乎与默顿学派那种严格的功能主义规训显得格格不入。至于立场上的分歧就更明显了，默顿学派在知识观念上执著于客观主义，而STS则更倾向于某种类型的相对主义。我们知道，在默顿的弟子中，科尔算不上忠实，其实他的社会建构论作了很大的让步。我认为，科尔之所以被4S协会拒之门外，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研究方法与叙述风格与本书有着相当大的出入。
记者：《科学技术论手册》体现出的科学观与中国公众一般所持的科学观很不相同，认为科学是客观知识的观点是“过时的”，您们在翻译本书的时候，有何倾向和看法？
盛晓明：严格地说，科学技术论内部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爱丁堡与巴黎学派（卡龙），他们之所以能汇聚在同一个学术空间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他们都拒斥传统的科学观，或者说是与主流的意识形态相抵触。我觉得，当我们不再把科学仅仅理解为某种既成的知识，而是理解为一种社会实践，一种能够公共参与事业时，我们就不会把科学与技能、与人工设施、与共同体内部与外部的争议机制、与产业、与政府和军事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外部关系。也不会把这种特定类型的相对主义与客观主义对立起来。正如布卢尔所说的，这种相对主义所抵制的是绝对主义，而不是客观主义。
记者：在本书的翻译的过程中，都遇到过何种困难？
盛晓明：总体来说，翻译中我们的确遇到很大障碍，这暴露了我们的学科训练都过于单一，以及现行学科体制的一些弊端，但是要想超越它却又不知从何下手。正如库恩所说，我们都习惯于某种学科规范，对于这些规范来说，任何超越都是一种“反常”。教育部在这次“985”创新平台/基地的计划中试图建立某种跨学科的机制，这无疑是个难以兑现目标。至少，我们还不知道如何从多学科研究转入跨学科研究，不知道如何超越学科去思考一个问题，还不知道跨学科究竟是对学科制度的一种修补，抑或是踏入了未知的“后学科”时代的门槛。这部书是译出来了，却尚不知其中的一些关键。也许读者能够从这本《手册》中读出何谓“后学科”的奥秘。
刘兵：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关于sciencestudies,technologystudies,或scienceandtech或nologystudies如何翻译，学术一直有争论。以此书为例，它虽然把科学和技术都包括在内，但却并不等同于我们原来讲的STS，我们原来讲的STS通常是指：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而sciencestudies，和technologystudies，则与之有很大的区别。有人曾将Sciencestudies译为：科学元勘，也有人译成科学技术学，如此等等。而此书译法，似乎是折衷的。但这些译法，在中文上，也还都有问题，而它所指的对象，确实是一个用以往的概念无法全面准确框定的领域（或者说学科）。因此，这些译法还都不能看作是国内学界最后一致认可的译法。
本书中篇幅较多的涉及到女性主义对于科学的（人文）研究，其中作者不乏是女性主义科学研究中很有影响和建树的学者。而女性主义的研究则是STS领域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近些年来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与STS领域的主流观念的发展倾向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只是我们这里对之关注仍然非常不够。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应该说，翻译这样一本观念新颖的书，是译者和出版社
所作的颇有功德事情。该书所阐述的对科学本性新一轮的总结，也许会加速国内科学观的“版本升级”速度。当然可以想像的是，新观念的出笼很少不会受到旧观念的抵制，猛烈地抵制通常并非出于学理上的考虑。而该书对科学的勘定，更多的是关注实际发生的科学，而不是事后“合理”重构的科学，更不是教科书中传授的科学。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人们会心平气和地讨论科学观问题。对于“江湖理性主义”捍卫科学的一时激情，完全可以不予理会，他们根本看不懂手册的内容。
但是在STS领域，中外研究水平差距很大，除了科学观差得多，国人做的案例研究太少了。利用STS的观念、方法具体而深入地研究中国的案例，是必须做的事情。只有这样做才会有出息，才能避免跟着洋人不断地“转向”，避免一次又一次的、虚幻的辩证“超越”。
范春萍：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编辑《科学技术论手册》责任编辑
《科学技术论手册》是由4S协会召集各路高手执笔，其大致概括和整合了STS这个复
杂的多学科研究领域。自从面世以来，它一直在学术界受到高度关注，频频出现在相关学术著作的索引文献里，并成为很多科学家的参考用书。而我们也发现，同样在国内，很多学者的其论文或者著作中，也常常提起这本书，有些从海外回来的人，手头也都少不了这么一本英文原版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引进这本书是非常有价值的。于是，数年以前，我们就开始筹划翻译这本书的工作。
事实上，这本书的翻译工作难度很大，首先它非常前沿，对于STS国内的研究进展与国际相比整体上比较落后；其次，它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大口袋”，涉猎广泛，力量难以集中。几经商讨我们最终选择了与浙江大学哲学系合作，由他们承担这本书的翻译工作。盛晓明他们非常踏实，学术根基扎实，肯花时间兢兢业业地完成这个挑战性很大的工作。在翻译过程中，他们的确遇到很多障碍，因此还专门成立了课题组，整整花了2年的时间才大功告成。因此这绝对是一本质量上乘，值得期待和收藏的书。这本书除了适合STS领域的学者阅读以外，也非常适合那些科学哲学系、社会学系的本科及其本科以上的学生参考学习，甚至对学理工的研究生也很适合。同时我也建议如果有读者对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史感兴趣的话，通过阅读此书可以了解这些学科的前沿进展。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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