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跨国爱情的作品早已司空见惯了，只是近日读了法国作家洛蒂的《菊子夫人》，却对这个并不新鲜的主题倍增新鲜感。这不仅因为它讲述了19世纪初叶发生在日本的一宗跨国“租妻”故事，而且通过作家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艺术地再现了当年法国人的高傲及日本人的自卑。小说作者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洛蒂（PierreLot
首先，日本早年的“租妻”习俗，颇富传奇色彩。19世纪初叶，日本妇女地位很低，要想在社会上谋生相当困难，投身风月圈往往成为最简便的途径。但有些少女，并不甘心沦为朝秦暮楚的青楼女，于是，就出现了卖艺不卖身的艺伎，还出现了主要陪伴外国人的“短期夫人”。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这种“短期夫人”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她有别于随意接客的妓女，在“嫁人”这个期间，她必须真诚事夫，履行做妻子的全部职责。小说中曾描写，“我”因菊子与他舰上一位军官关系密切而萌发醋意，表明他对菊子还是在乎的，双方似乎存在一种特殊的情爱关系。其二，“我”与菊子组成的家庭，是公开合法的。小说中就有一段，专门描写“我”与菊子同向日本当局办理婚姻登记的情节。其三，当时日本有一帮专事“租妻”中介的“媒人”，承担联络相亲、讨价还价和促使成交等事务。“我”在上岸之前，就已经同“媒人”联络好，上了岸很快就“成家”，这表明当时长崎这种“租妻”方式，不仅有一套组织，而且显得还挺兴旺。
婚姻本来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但“我”与菊子靠“租妻”维系的这种“情爱”，既不像嫖客只图一夜欢娱，又缺乏真正夫妻那种互相吸引的恋情。小说对主人公这种畸形的“情爱”和扭曲的心理，有很细腻的描写。菊子对“我”，一方面表现出柔情蜜意，你瞧：“我”烦闷时，菊子为他弹琵琶，跪着给他装烟斗，怕蝉声吵他好梦，半夜起来给他关壁板，真够体贴入微了；而另一方面她却对“我”的离去，毫不留恋。小说对“租妻”终结后菊子的心情，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她像一个老钱商似的从容、灵巧，反复将它们（钱币）弹、转，在地板上丢，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木槌，用力地敲打它们，嘴里还不住地唱着那支我所不知道的鸟儿的歌。”原来菊子竟数着“租妻”所得的钱在玩。人们无从知道菊子前后这两种心态哪一种更真实，但可以看出菊子为了“情与钱”在做作；是这种“租妻”生活，逼着菊子除身子外，还要以愚弄感情来周旋。妓女只是用身体当商品，而菊子则把身体加感情都当作了商品。从女性情感和心理所受的伤害来讲，“租妻”似乎比单纯卖淫更残酷。这也许正是《菊子夫人》这部小说认识作用之所在。
其次，小说把法国人的恃强高傲和当年日本人惧外、媚外的奉承相，描写得可谓入木三分。19世纪初叶，日本国力比起英法相差很多，来到日本的法国人，根本瞧不起日本人，处处显示出趾高气扬的优越感。小说中的“我”是这样评价日本的：“小气、过细、虚伪，整个日本无论是物质上或精神上，都可用这三个词概括无余。”而那时的日本人，无论是媒人、菊子的亲属和邻居，乃至车夫、店员和警察，一见到法国人，可谓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尽显种种奴颜婢膝的众生相。因“租妻”已当上日本“临时女婿”的法国军官，心目中仍视日本人为：“无头脑的小人儿”，“没有骨头的傀儡”，“玩偶似的样子”。最能表现当年法国人与日本人这种心理贵贱反差的，莫过于长崎警察署查问“我”与菊子婚姻状况这一段描写。当房东因怕受罚要“我”与菊子搬走时，“我”“存心要大闹一场”，“对着慌张的警察，发出以下措词：‘你们这些比街上脚夫还可恶的东西，如果要你们不到城郊来骚扰我，应该给你们多少贿赂呢？’”随后警察查到了他们俩办过登记的材料，“我”竟大骂警察：“这不是吗？混蛋，看看！”于是一名高级官员连忙向“我”连声道歉，“那些小警察们都一齐向我们四肢伏地，几乎要钻到土里去。”
读到这些描写，我自然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那种凶横野蛮、耀武扬威的形象，前后两者当然都是历史的真实。日本二战战败后，曾经对美国人再显卑躬屈膝，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加上右翼势力的抬头，在许多地方又神气起来了。历史的这种反复，并不是值得推崇的现象。重读《菊子夫人》这部作品，无疑给了人们这样的启示：一个多世纪前出现的法国人优越感和日本人自卑感，在倡导民族平等的今天，都应该同“租妻”制一样予以摒弃。
该书的译者徐霞村先生，是我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叶圣陶、傅东华等同辈的作家兼翻译家，生前出版过《鲁滨孙漂流记》等多种著译。该译本先译自英文本，又照法文本校订，书中涉及诸多日本习俗，还得到周作人的指点，译文流畅而富有文采。1942年此书在重庆曾成为畅销书，这既有故事有趣、文字清新的原因，还可能因为描写了日本人的卑躬屈膝。面对抗日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残暴行径，人们读到这些描写所产生的联想，无异在宣泄一种对侵略者从愤慨到蔑视的情感，从而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心。这也许是这部作品的又一认识作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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