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

科学研究有着自身的逻辑，其精神

“以科学为基础的科技政策”更重要的含义是科学具有的内在的需要和过程，如果整个科学机器要有效运转的话，必须支持这些内在的需要和过程。……我们从马伯格这番讲话中再一次听到万维瓦尔・布什声音的回响。它提醒我们，越是紧急的时刻，越需要看得更多、看得更远。

布什（右2）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左2）

万维瓦尔・布什

在世界上众多有影响的科技政策著作中，如果我们只能列举一本，那么这本书一定是万维瓦尔・布什（VannevarBush）的《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Sci鄄ence TheEndlessFrontier）。自1945年发表以后，这部著作便成为无数研究、报告、分析、解释和评论的主题，有人甚至把它比作科技政策的《圣经》。它不仅对战后至今美国的科技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科技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该书的中译文（中译本书名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终于公开面世，这对于中国科学界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建立了科技政策的范式，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近60年岁月里，它揭示的重大主题一直回响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

科学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边疆”

《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科学技术发展来说，“二战”是一个分水岭，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技术的性质。正如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Holton）所说的，它表明了“从科学实验室开始的一系列活动，能够引起神话般的巨大进步和突然事件的发生”。在战争期间产生和发展的、异乎寻常的科学应用和技术发明直接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原子弹、雷达、青霉素等发明向世人雄辩地显示出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由此，开启了科学技术新的时代，开启了科学与国家关系的新时代。从此，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不把科学技术放在一个显著的地位。

显示这一根本性变化的最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就是万维瓦尔・布什的《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这篇报告是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准备的。1944年11月17日，罗斯福总统给时任领导战时科研活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局（OSRD）局长的布什写信，要求他就如何把战时的经验用于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的问题提出意见。1945年，布什在由杰出的科学家和其他学者组成的四个领域委员会的协助下，完成了报告，并赋予它一个富有想像力题目：《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展现了科学的前景―――作为“没有止境的边疆”的科学将会取代美国西部物理上的边疆，成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标准和推动社会变化的新的动力。“边疆”或“疆域”（Frontier）是美国人经历中最核心的内容，美国的发展伴随着一批勇敢的拓荒者对未知疆域的不断开拓。如今，政府应该像鼓励开发西部边疆那样鼓励和支持科学的发展：“政府应该鼓励开辟新的边疆，这已成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它为船只快速打开了海域，为开拓者提供了土地。虽然这些边疆或多或少已经消失了，但是科学的边疆仍然存在着。应该使这些新的边疆变得容易接近而由所有的美国公民来发展它，这是和已经创造出合众国伟大形象的美国传统相一致的。”（中译本第52 53页，引语中的“边疆”中译本原文为“前沿”）《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提出，人民的健康、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需要科学进步、需要新的科学知识；联邦政府应该承担新的责任，对科学进行强大投资，促进产生新的科学知识和培训青年人的科学才能，建立一种可以保障稳定的长期计划、维护探索自由的新的支持机构―――国家研究基金会。由此，布什奠定了国家支持科学和教育发展的思想基础。

科学的本质是自由探索

在平常的观念中，布什常常与所谓的线性模型（即基础研究带来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带来技术发展，最后成为商品和服务）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对布什思想的一种简化，这种说法很容易低估布什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布什在《科学 永无止境的边疆》中提出了很强的支持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理由，包含着科学与国家关系的经典论述。它的基本预设有三条：（1）新的科学知识对于满足国家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保证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公共福利，政府有责任支持科学研究；（2）基础研究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基础研究的发展必然会为社会带来广泛的利益；（3）科学共同体需要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到政治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保证科学知识的进展。布什思想的精髓是基础研究的繁荣自然会满足国家目标。基础研究导致新知识，虽然我们不可能预测它将会有什么具体的应用，但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得到实际应用。因此，国家不需要按社会经济目标为科学设立优先选择和路径，政府应该提供的是稳定的资金支持基础研究，保证探索的自由（freedomofinquiry）。因为“科学在广阔前沿的进步来自自由学者的不受拘束的活动（thefreeplayoffreein鄄tellects），他们用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所支配的方式，不断研究他们自己选择的课题。”（中译本第55页）

关于自由探索的思想，后来一直不断引起争议，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科学的自由探索性存在着误解，认为自由探索就是科学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展研究，就是否认为国家对科学发展的规划和支持，否认科学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从布什提出“必须保证探索的自由”的前后文中，我们看出布什并不反对政府规划和协调科学的发展：“许多在政府领导下于战时科学应用中取得的经验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和平时期。政府特别是适合执行于这样一些职能，例如，协调和支持具有全国重大意义的课题的全面规划。”（中译本第54页）但是，特定的时期的成功经验不能无条件推广，某些领域的成功组织方式不能推广到所有的科学领域。“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把战时采用的方法转到非常不同的和平环境中去。我们必须去掉我们（在战时）曾不得不实行的硬性控制，恢复探索的自由和为扩充科学知识前沿所必需的那种健康的科学竞争精神。”（第54 55页）科学研究有着自身的逻辑，其精神实质就是自由探索和自由创造。如果科学研究受到外界权威的干预和控制，或者过早地受到应用目标的限制，那么它的创造力就可能大大丧失。因此，布什提出政府资助科学计划的其中两个原则是（1）应该由对科学和教育有广泛兴趣和理解的人管理，（2）保证受资助机构从事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第85 86页）

布什思想的优越之处在于，他关于自由探索的思想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与自主性原则联系在一起的，与研究活动的内在质量控制（同行评议）、研究与教育和培训的结合联系在一起。这是布什思想取得成功的保证。这些原则不仅被美国科学基金会，而且也被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其他一些资助机构采用，成为科学健康发展的保证。

政府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支持者

1945年7月初，布什把报告呈送给新就职的杜鲁门总统。这份报告很快便向公众发布。发布的当天，《纽约时报》的头版以大标题刊登了关于报告发表的社论。很快，这篇报告超越了意识形态、党派和地理上的限制，广为流行。学者们对《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的反应是立刻就把它当作经典文件。

布什关于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具体措施引起了争论，尽管他关于建立单一的支持全国基础研究的机构的具体设想并没有成功，但他关于政府支持科学发展的总的思想却取得了胜利。从1945年报告发表到1950年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成立的5年间，布什的观点在政策圈内大为流行，各机构都开始大力支持科学的发展，联邦政府成为科学的主要资助者。这一点对于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美国学者在讲到战后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总要说上这样的话：战后，联邦政府成为科学的慷慨的赞助者。随着政府对科学的资助成为常规性的活动，这一点的重要性常常被忽略。如果想想这样的事实，我们便可以对此有更深的理解：在193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投入只占全国研究与发展（R&D）投资的13％，占国家总收入的0.35％，而到1962年，联邦政府对R&D贡献已经升到近70％，占国民收入的3.3%。联邦政府对科学技术投资的重要性特别表现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上。按布什的建议，大学是政府应该保持的科学力量。“二战”以后，政府成为美国大学的主要资助者。联邦对大学的支持采取竞争的、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补助金形式，研究型大学成为美国科学技术体系的中心，大部分基础研究是在大学中进行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大学的研究体系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几乎包括所有科学领域的系统。

战后，美国各政府机构（国防部、能源部和国家宇航局等）并没有完全按照布什关于自由探索的思想支持基础研究，而是发展出使命导向的基础研究（missionorientedbasicresearch），即各联邦政府机构按其使命支持大学的基础研究，资助的重点领域是计算机、电子、材料科学、与军事相关的应用科学和工程以及医药和生命科学。资助的原则是：基础研究最终要能产生效益，体现出目标趋向，集中在资助者感兴趣的领域。即内在的标准和可能的贡献：基础研究表示的是科学进展和直接应用有距离，但不是没有应用考虑。结果，政府对大学的多源投资，在高技术领域―――尖端电子、空间技术和医药等领域形成了实质性的力量,美国成为现代高技术的发源地。使命导向的基础研究并没有否认或忽略科研活动中研究人员的探索自由和创造性，而是在研究领域方面有所引导。从总体上看，政府接受了布什关于科学研究引领未来的信条，大力支持超前的、长期的基础研究。我们从美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所发挥的引导作用，互联网的发明是最出色的例子。自“二战”后，重视科学研究便成为美国政府的传统职能，强大的科学基础无疑是美国国家实力的基础。

可以说，《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成为美国政府支持科学发展的思想源泉。尽管战后美国科学没有完全按照布什的模式发展，但可以说，布什模式的精神一直影响着美国的科学发展。

科学不仅是无止境的边疆，还是取之不尽的资源

直到20年90年代，布什关于科学发展的思想一直在美国科技政策中占主导地位。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经济竞争的加剧，要求科学研究为经济发展直接服务的压力越来越大，布什的思想开始受到挑战和质疑。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政府的变化和预算的危机，在美国关于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关系的一系列政策议题开始引起激烈、引人瞩目的大讨论，从乔治・布什政府的最后几个月开始，到克林顿政府执政的一年半达到顶峰。在不断的对话和争论中，科学界和政策界形成新的共识。1994年美国发表的《国家利益中的科学》和1998年国会的《开启我们的未来―――走向新的国家科学政策》代表了新时期科学政策发展的思想。

《国家利益中的科学》报告首先充分地肯定了布什在1945年阐述的科学投资战略思想：科学是一种具有丰厚利润的、无尽的、可持续的资源，“政府应当承担起促进新的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培育青年科学家的职责”。历经半个世纪，这句至理名言已得到一次又一次验证。对基础科学的回报是巨大的。“科学确实是一个无止境的边疆......科学还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报告指出，科学不仅对布什报告中所指出的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人民健康是重要的，而且对于新的国家利益―――环境也是重要的。《开启我们的未来》则指出：“虽然我们已认识到了国家安全、健康和经济对科学和工程的持续需求，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使我们认识到科学和工程应该发挥第四个作用，即帮助社会做出好的决策”。在论到加强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的联系时，《国家利益中的科学》指出科学知识是达到国家目标的必要条件，不过布什报告隐含的线性模型不再有效，而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任何一方面的进步取决于其他方面的发展；而《开启我们的未来》则强调，要确保新思想的产生，同时要确保发现之源不成为滞水（是否用“止水”？）而能得到有效应用。我们看到，时代的变化对布什关于科学发展的思想做了改进和增添了新的内容。

科学的发展要“以科学为基础”

2001年9月11日，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在国家灾难面前，美国科技界积极响应国家向恐怖主义宣战的号召，迅速投入反恐和保卫国家安全的行动中。同时，美国许多联邦机构和部门纷纷采取关于反恐的科学技术行动措施。一系列新的技术很快研制出来，并用于反恐活动。在反恐的主题下，国防和健康两个领域的预算大幅上涨，解决国家的急迫难题成为科学技术的头等任务。

2002年4月11 12日，在“911”事件发生的半年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物理学家马伯格（JohnH.MarburgerIII）教授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举行的第27届科技政策讨论年会上发表了题为“‘911’之后的科技政策”的演讲。在回顾政府和科技界把科学技术用于反恐战争的积极措施之后，马伯格指出，用于降低恐怖袭击危险和后果的手段大部分已经内在地存在于今天可以利用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中，只有很少的领域需要进行额外的基础研究，特别是与生物恐怖主义相关的领域。迄今为止，更大的挑战是明确要让技术执行的具体任务，把技术有效地布置在需要它保护的大量分散的系统中。因此，国土安全的深层的和严重的问题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实施和执行的问题。由此，马伯格认为，虽然反恐包含重要的R&D成分，但是一般来说这一成分不会成为资助科学的重要的驱动力。他说，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科学在反恐战争中不重要，也不是说大量资金不会投到解决对反恐战争起关键作用的技术难题中，但是，科学是以自身强有力的动力前进的，由此产生出解决诸多社会难题的方法，包括反恐。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支持必须首先以保持这一动力为指导，其次，抓住它为发现和改进人类条件所创造的机会。马伯格称这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科技政策（“sciencebased”sci鄄encepolicy），它不同于或许可以称之为“以问题为基础”的科技政策（“issuesbases”sciencepolicy）。科学具有先导性，它会沿着与任何社会目标都没有明显关系轨道前进，但由它带来新的技术对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以科学为基础的科技政策”更重要的含义是科学具有的内在的需要和过程，如果整个科学机器要有效运转的话，必须支持这些内在的需要和过程。如果忽略了这些需要，而直接根据想要科学解决的社会难题的严重程度指导科学资助的话，那么可能丰富的只是科学机器的一部分，而且降低了解决关键难题的能力，我们从马伯格这番讲话中再一次听到万维瓦尔・布什声音的回响。它提醒我们，越是紧急的时刻，越需要看得更多、看得更远。科学技术不仅需要为解决当前紧迫的问题服务，而且还要为应对更为长远、更为广阔的挑战作准备，为此就要保持科学自身发展的强劲动力。

我们看到，在近60年里，《科学―无止境的边疆》的思想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它有如此长的生命力？简要地说，《科学―――无止境的边疆》是科学发展300多年来在科学界已经形成的共识的反映，是科学技术在“二战”中成功经验的反映，是布什自己组织和领导科研活动的亲身经历的反映，它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发展的规律。

最后，笔者认为中译本把作者署名为“布什等”是不妥的，而应直接署名布什1人。虽然“科学―――无止境的边疆”报告正文是基于四个委员会的分报告，但是它无疑出自布什本人之手（见中译本1980年版导言，第3 4页；1990年英文版第ix页），而且在英文原著中，所署的作者是布什1人。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美］V.布什等著，范岱年、谢道华等译，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