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威尔斯近80岁时曾自豪地说：“在那宏伟的文物圣殿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目录里，可以找到在‘威尔斯’名下的著作达六百种。”这里不想把陈原同威尔斯相比。陈原的作品数量到不到600种，我们说不清，中国的图书馆还没有可能为中国作家提供详尽的资料。好歹他还没到80岁，就假定还比不上威尔斯吧，但是要知道，陈原不是职业作家，一生的精力，主要投入编辑活动中。他1918年出生，1938年大学毕业未久就参加进步的出版社当编辑，桂林、重庆、广州、上海、北京，先后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包括以后的三联书店）、世界知识社、人民出版社、文化部出版局、商务印书馆工作。假如加上他在这些岗位上所编辑的稿件目录，恐怕不止上千种哩！即使他在当领导的时候，仍然亲自审处书稿，不当签字画押的名义领导。《韬奋文集》三大卷编印过程中，虽然有范长江同志负责主编，许多出版界前辈参与工作，然而陈原作为出版社一员，仍然一字一句将百万余言的三大本读完，提出详尽的意见。50年代中期开展解放前学术著作选择重印工作，他也是逐本审读，提出意见。50年代后半期以后，他管理出版行政，精力主要放在开会、起草文件上，但是仍然很精心地指导出书，包括当时的《读书月报》和《出版通讯》的编辑工作……
人们从他的经历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他在近著《社会语言学》中说，“作者的研究工作是在节假日或工余的深夜间进行的。”编辑工作的需要，往往使他在这一段时间“写下了五六十万字的笔记”（《世界地理十六讲》），那一段时间里“写下了四卷语言笔记，凡百万余言”（《语言与社会生活》）。他当初当编辑时，住在一个破庙里，“天蒙蒙亮就起床，为了省钱不吃早饭，拼命写我的地理”（《一九三九年春桂林杂忆》）；当了出版局长后，“卧病在一个医院里，偷闲细读了好些中外史籍……胡乱写下二十余册笔记”（《书林漫录》续编）。只有经过这样艰苦的劳动，才能发为文章，终成巨帙。
一个编辑应当怎样进修、提高，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40年代初，20多岁的陈原在桂林编写了两本实用性质的书：《外国语文学习指南》、《英语分类词汇》。这在陈原的业绩中可能是最不起眼的，不过这两本奇特的书中，我们却确实可以发现陈原的一些特色。解放前学外国语的书汗牛充栋，但是怕很少有书在谈外语学习时说出这样的话：“学习外国语的目的，是要把握一种武器”，因为“在现代的中国”，“有介绍新思潮的任务”。又说，一个人懂得好些外语，并不一定就伟大，“卡尔是伟大的”，但这伟大在于“他的学说”，而不是因为他懂多种语言。“卡尔”是谁？当然是马克思。在另一本词典式的书中，居然列入“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布尔什维克派”等单词。“来供给中上学校的学生和自修英文的查考用”。这些内容在解放后的书刊中当然常见，但要知道，当他编这些书时，华南正是“文化的禁城”，对进步书刊的查扣，在“检查史上是空前的”（《书林漫步》）。
陈原何以会对地理发生兴趣？偶然读到他的《一九三九年春桂林杂忆》，讲他写第一本地理著作《中国地理基础教程》的经过，才知道他写中国地理书的目的，是想“从经济地理角度，讲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同时又驳斥反动派散播的所谓地大物不博，抗战抗不下去的悲观投降论调”。循此线索，再进而看他的世界地理著作，才知道，他在这里所做的，同样是透过地理，不时地同读者讨论政治，研究经济，驳斥反动谰调。他在一本书中也说过，他关心的不是历史地理、自然地理……而只是“现代变化的世界”。
陈原的语言学研究也许是很早就开始的，但到70年代，因为他在商务印书馆主张重印“文革”前编的《现代汉语辞典》，遭到“四人帮”的攻讦，这使他重新开始大规模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他说：“恶棍姚文元借着一部词典狠狠地给我打了一棍子，黑线回潮啦，复辟啦，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晕头转向之余，很不服气，于是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我们这些非语言学工作者，读他的语言研究论著往往也具有极大的兴趣，除了他掌握深入浅出的写作方法以外，恐怕同他出于批判极“左”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写作这些书的目的分不开的。
从这几件例子可以看出，在陈原门类繁多的工作业绩中，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以介绍“新思潮”而鼓励学习外语，为反对投降主义、研究“现代变化的世界”而写地理，要批判极“左”思潮而“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这中间，不是有一条很清楚的线索么？正是这条线，使陈原成为进步的、党的编辑家和出版家。
陈原在出版界以谙熟“洋务”著称。他精通多种外语，经常出国，读过的外国书尤其多，特别了解国外出版界情况。他曾单身一人去奥地利、比利时、联邦德国、苏联参加几个国际会议，访问几个研究所，竟可不带翻译。
陈原还是世界语界的前辈，现任中国世界语协会副主席。
同陈原谈工作、论世事、常见他引述外国的事例；读他的论著，常常见到他声明，某事某说曾得益于某个外国学者，甚至某章某节据某本外国书编译而成。
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业务，确定以翻译外国学术论著为主要任务，有一位领导同志戏称它的任务是搞“洋务”。十几年后，陈原主持“商务”的工作。因此，如果也戏称陈原为“洋务派”，似乎也可以。
但是，陈原不是那种以崇洋为务的“洋务派”，在他吸收国外经验的活动中，显然也有一条主线，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这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可以称之为“洋为中用”吧。
陈原在60年代初期当出版局长之余，忽然研究起近代中外关系来，写了好多篇中英、中美关系的文章，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帝国主义侵华、中国人民抗争史的研究上，颇具新见。其中一些文章收在《书林漫步》正、续编中，陈原在1982年7月，特地为《书林漫步》续编写序说明他的一个见解：“作者力图用科学的观点去剖析史实，特别是对外国入侵加以无情的鞭鞑，也许动了感情，因而引文不免有偏颇或疏漏的地方。作者在研读历史文献时深感要剖析这段史实，必须从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解放斗争的基点出发，这几年看到少数几篇论述中外早期关系史的文章，不敢苟同，它们有意无意把那个时期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事实都美化为‘友谊’，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友谊不是屈膝的同义话；不能把欺压误认为友谊。”这里请注意“从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解放斗争的基点出发”一句，这是这一段里的点睛之语。
编辑是无名英雄，而陈原的“知名度”颇高，但他实以学人名世，因而人们也很可能忽略他的行政能力，特别是他的出版行政能力。
举个小例子，50年代中，人民出版社编辑部领导聚会，常常叹息会议太多，看稿子时间太少。某次会上，陈原忽然提出一项统计材料：自某日至某日，他开会若干小时，与人谈话若干小时，处理行政杂务若干小时……最后看稿子仅剩下若干小时。证据凿凿，无可争辩，于是引起普遍重视，立即采取解决措施。
在管理上，无情的统计的确比深情的叹息更能解决问题，陈原看来深谙此道。
1955年，在曾彦修、王子野倡议下，陈原在人民出版社负责拟订一些编辑工作制度，当时被称为出版社工作的“根本法”。这些制度，经过1957年的风波，1958年的“跃进”，1962年后的斗争，以及1966年的浩劫，人们大概已经遗忘。但这些制度中关于审读、加工书稿的许多思想，今天仍然有用，值得写进将来的“编辑学教程”。
例如，关于审读书稿，提出十点要求，强调“审稿应注意不被原稿拘束，应对原稿作一鸟瞰，避免随着某些原稿钻牛角尖。”“在学术问题上作者的一说与众不同，但能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在审稿意见书中可以指出，但不要遽加否定。”“要适当注意主题要求阐明的内容是否充分，是否有说服力，但不要偏于找寻原稿所没有接触到的问题”……这一些，都是当时工作中实际问题的总结和概括，有着相当丰富的内容。
陈原在编辑工作管理安排上，强调“把工作挪前做”。这看来是很简单的几个字，却值得他为此演讲了好几个小时，说得头头是道，令人折服。当时做编辑工作，习惯于零敲碎击，不能通盘安排，特别是在约稿之后，往往把稿件置之脑后，到交稿时加以处理，经常发现问题不少，于是事后弥补，费力不少。其他环节，都有类似情形。陈原提出“挪前做”，就是说前一环节要考虑后一环节的工作，安排前后左右的关系。用现代管理语言来说，大概就是一种运筹学或线性规划的思想吧，然而当时大家都不懂这些，由陈原用简明通俗语言出之，对改进工作极其有益。
陈原富有现代观点，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管理的见解，到80年代，想必更有发展。但这要另有行家来阐述。当写这篇短文的时候，见到他正在收拾行装，准备赴墨西哥参加关于出版工作电子化的会议。希望此行归来，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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