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那部充满神秘与诡谲色彩的《羽蛇》在文坛激起阵阵涟漪之后，它的作者仿佛从小说家阵营中神秘地消失，直至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德龄公主》面世，读者才得以再睹这位素有文坛“巫女”之称的徐小斌重出江湖后全新的写作风采。
徐小斌以往的小说创作也确有“巫”的一面，无论是以往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羽蛇》还是其中篇《双鱼星座》等，莫不为一种神秘诡谲的氛围所笼罩。在沉寂了五年后再度出手的徐小斌一反自己持续了十几年的创作风格，在其新作―――长篇历史小说《德龄公主》中，进入读者眼帘的竟是由一连串精彩情节组成的一个好看的故事和一股清新淡雅的文风。
读书报：有人说你的创作对于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你已经写了二十多年，出了五卷本文集和几十本书，也获了不少奖，陌生的是你始终处于文坛的边缘，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是一位很难定位的作家，你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徐小斌：我认为这个评价比较中肯。我始终记得在我的写作之初宗璞先生的一句嘱咐：要面向文学，背向文坛。我喜欢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姿态。我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当时的作品似乎都和社会语境结合得比较密切，但我的创作却始终和社会语境以及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离得比较远，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样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我被文坛与社会的关注，大概是吧，但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当是在精神上完全独立的，应当与现代社会文明有一种紧张的对峙关系，而不是顺应与谄媚。但是有一件事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就是中国文坛上闹得很厉害的一个说法，即所谓身体写作，其实来源于我在1995年接受的一次访谈，当时我提到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苏珊・格巴的说法，她的原话是“女性艺术家体验死（自我，身体）而后生（作品）的时刻也正是她们以血作墨的时刻”。正是这个引证后来竟演变成了完全不同意义的所谓“身体写作”，并且“以血作墨”这个词也被完全曲解了，很可笑，有了解内情的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没想到你这么个一向低调的人一不留神竟制造了这么个轰轰烈烈的大事儿。
读书报：《德龄公主》是从晚清的一个历史人物挖掘出来的书，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徐小斌：基本上是三个渠道：一是从在故宫工作的朋友处，二是国家图书馆，三是各个书店。
读书报：从书中看出你在历史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以后还会创作类似的作品吗？
徐小斌：会的，现在就在写一部战国时期的东西。读史，使我深感自己的贫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一些非常优秀、非常精粹的东西，遗憾的是我们缺乏传承。在这方面、日本、韩国甚至台湾都比我们做得好。一个本来就缺乏信仰的民族如果再没有了自己文化的根基，那么这个民族在精神层面上是很难支撑的，这大概也是现在大家都在慨叹的“世风日下”、很多人缺乏诚信，没有道德底线的原因之一吧。
读书报：有评论家说《德龄公主》在人物的心理方面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层次，是对于历史小说的一个突破和贡献。你觉得呢？
徐小斌：我把这句话看作是批评家对我的鼓励。我的初衷是想让历史小说更加小说化，让它成为真正的小说，而不是板着面孔、用史料堆积的准传记，另外，也按照我对那段历史的理解颠覆了一些历史人物，如光绪、隆裕、李莲英等，现在看来我的这个初衷是做到了。李洁非先生对这部作品有篇评论叫做《向历史要小说》正好打中此书的要害。
读书报：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读你的小说很累。像《羽蛇》是把人物心理的拓展放在五代的女性，又放在一百年的中国历史的变迁当中，这样多对心理的挖掘，对你来说创作的过程也很艰难，你喜欢这样的写作方式吗？
徐小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就在做一种实验，就是把最虚幻的形而上空间与最现实的符码结合起来。这种处理确实很有难度，但是很有挑战性。譬如法国新小说作家与一些拉美作家，他们穿越了时间与空间、虚构与现实、上帝与魔鬼、此岸与彼岸的界限，达到了一种出世与入世的自由转换，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渴望自由与逃避自由这两种人类需求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境界非常令人羡慕。打破界限之后，就可以把貌似对立的两极融合在一起，就像埃舍尔的画，一对僧侣上楼，另一对僧侣下楼，但是你忽然发现上下楼的僧侣实际上是同一队人。又像巴赫《音乐的奉献》，巴赫利用“无限升高的卡农”―――即重复演奏同一主题，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变调，使得结尾最后能平滑地过渡到开头。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形式，《羽蛇》的要害仍然在于内容。我写的是母系家族的五代女人，用了很重的笔墨来写母女关系，对于“母亲”以及其他神圣的字眼作了大胆的颠覆，因为我认为当“母性”一旦成为“母权”，就会变得与父权一样可憎，甚至更为可憎。创作过程自然十分艰难，但是却具有智力的挑战，这种挑战性令人愉悦。
读书报：在你的作品研讨会上，林斤澜对你有两句评价“无所事事”和“想入非非”。“无所事事”是说你只说自己的。“想入非非”是说你走的是主观的路。你认同吗？
徐小斌：我认为这是林老对我的高度评价。他原话是这么说的：“这两句话搁在以前都是贬义词，但是我今天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要赞颂她。无所事事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既不解释五十年代的政策，也不解释八十年代的外来的思潮，她只说她自己的。第二点想入非非，就是说，想像力丰富，走的路是主观的路。”林老的话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读书报：给我的感觉是，徐小斌在中国文坛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作家，经常思考一些人类生存之类的大问题，不同于一般女性作家。你对自己有什么评价？
徐小斌：其实每个作家都是独特的，我指的是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作家不可能不思考人类生存的问题，不可能逃脱灵魂的拷问。戴锦华女士在为我的五卷本文集作的评论中曾经说：她“倾向于将其（指我的作品）读作关于现代女性、女性生存与文化困境的寓言。毫无疑问，徐小斌的作品不仅仅关注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乎于整个现代社会与现代生存”。此次雷达先生也有类似的评价，我很感谢他们从我的小说表层的“神秘”倾向挖掘出了小说的内核―――即我的真意所在。
读书报：你的作品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一种哲学和宗教的意识，什么原因造成的？
徐小斌：可能跟我的童年经验和一些后天经历有关。小时候我曾经是个很自闭的孩子，对成人世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格格不入，我的外祖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对我影响很大，包括每天对佛祖的参拜和带我去广济寺做佛事。另外可能启蒙得比较早也有关系。很早就开始读书，什么都读，其实西方很多作家的小说中都有哲学与宗教的意识，那是与他们所处的人文环境分不开的，中国的环境不同，于是我这种有着特殊童年环境的人便成了稀有动物。
读书报：有人说你是一个拒绝与时俱进的作家，是说你的精神层面至今停留在《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上面，是躲避还是厌倦社会？
徐小斌：我还没有那么超脱。人是社会的人，想逃也没那么容易。贺桂梅女士有一段评论我很认同，“徐小斌的写作表面上与社会历史无关，但是耐心阅读后会发现，在梦想与现实，当下与‘别处’的二元对立中，她的作品最终还是遥遥指向文明、历史与社会的。”“我们从中读到的是体察社会历史文明与人性深层悲哀的别一种视角”，“小说中表现的叙述方式和内心体验并不是一种完全个人的东西，它与历史和现实都构成了一种张力关系。当你把它放在这样一个纬度上时，你能不断地获得张力性的激情和灵感，而不是慢慢地完全退缩到个人的内心去”。我觉得她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只写自己，那么即使是一口富矿，也有被穷尽之时，只有将自己的内心与外部世界对接起来，才能保持自己的创作永不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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