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于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获得此奖的奥地利女作家
此前，她接受了美国《纽约时报杂志》的专访。采访全文如下：
问：获得诺贝尔奖时，你吃惊吗？
答：那当然。说真的，我一直认为，如果奥地利有人该得这个奖，那也应该是彼得・汉特克（Peter Handke）。
问：你为什么不去斯德哥尔摩出席12月10日的颁奖礼？
答：我要是能去，早就去了。可很不幸，我患有广场恐惧症。我不能身处大庭广众之中，我受不了众目睽睽。
问：对一个作品非常入世的作家来说，这真让人有点儿吃惊。你的新剧本《班比国》（Bambiland）就涉及到了阿布・格莱布监狱。
答：我认为当前的美国总统危及了世界。我真的对布什感到忧惧，但我更担心的是隐于他身后的那股势力。与他们的行为相比，就连托马斯・品钦（编注：Thomas Pynchon，美国现代小说家，其作品经常对冷战时代的迫害妄想狂大加讽喻）笔下的妄想狂也属小巫见大巫了。
问：为什么你觉得欧洲的艺术家比美国的同行更关心政治呢？
答：群体越小，便越容易为了大众去论辩。美国幅员辽阔，太大了，知识分子们都躲进了象牙塔，躲进了大城市和大学里，就像小鸡躲狐狸。
问：你的大部分批评，针对的都是你的祖国奥地利及其纳粹“遗罪”。
答：奥地利是一个相当专制的天主教国家，没有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因此传统上，警世者的角色都由艺术家来担当。
问：但你有些小说，比如《烈欲》和《作为情人的女人们》，写的却是性别政治（sexualpolitics）的主题。
答：我笔下的男女关系，是作为黑格尔式的主奴关系来写的。只要男性还能通过工作、名望或财产，来增强其性别的价值，那么，女性的力量便只能凭其肉体、美貌和年轻来获得，这一点，什么都改变不了。
问：你已经以自己的才智斐声世界，怎么还坚持这种陈辞老调呢？
答：通过工作成名的女性只是弱化了自己的色情功用。现在的女性虽然被允许闲聊或是扯淡，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议论当局，仍属大逆不道之举。
问：你不断说，像获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成就，有损于你的呼吁的整体力量。
答：那当然！取得艺术成就的女性，如果不懂得在此时保持低调，夹起尾巴做人的话，那就只会让男人们觉得极为惊恐。不管怎么说，人们也会怕她。
问：女人这辈子里，有没有这种时候――她老得已经不在乎是否还能吸引男人的注意了？
答：有啊，当然有。可倘若一个女人上了年纪，功成名就，还要去做比她小的男人的奴隶，那结果便只能是悲剧。
问：你在《钢琴教师》里写的也是这样一个故事，此书取材于你自己的生活。你曾受训要做音乐家，那时你是和你非常严苛的母亲一起，住在维也纳的家中。
答：我一直住在那房子里，可我的母亲四年前去世了。我习惯了在我们所住的维也纳，和我丈夫所在的慕尼黑之间往来奔波。我一直如此。就像一部双城记。
问：你丈夫为什么不搬到维也纳陪你？
答：因为我需要在另一座城市里有第二个家。我得随时都能逃离维也纳。这就是我比我丈夫更看重慕尼黑的家的原因，他也喜欢慕尼黑，因为那儿是他的老家。
问：你希望你的作品在美国有更多的读者吗？
答：希望，那当然很好。美国人能理解我的讽刺和才智，因为，嗯，美国一直都有犹太文化。可是在这儿，特别是在德国，人们几乎不理解我，因为这种犹太文化已经被纳粹毁灭了。所以，正像俗话所说，我是个四不靠。这儿的人们不再理解我的智慧，而美国人又不懂我用以写作的语言。
问：你去过美国吗？
答：没有，从来没去过。对我来说，旅行总是个难题，特别是坐飞机。也许哪天我会乘船去纽约。我只是害怕一旦我上了岸，那儿的速度和噪音就会让我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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