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蒙敏生先生是香港摄影师，40年代即开始使用相机，而今已是耄耋高龄，谈往事似乎有理事不清之感，然唯有相机在手，则神清气爽。至今还拍摄不缀，主要是拍摄香港的市井，也拍一些花花草草愉情弄性。86岁的老人每周还消耗三个胶卷，令我辈靠摄影作稻粱谋的摄影师汗颜。
家父自青年即谋生在香港，我则自少
靠摄影吃饭、又不靠摄影吃饭；自己不以为是摄影家，儿女也不以为他是什么人物；偶尔参加影赛，也不见在传媒上发表多少，一张《青山湾捕鱼忙》获得“全国第三届摄影展览”（1963年北京）铜牌奖是他的最高荣誉了。总之一辈子地拍，底片越集越多。香港寸土寸金，石屎森林，一般人住处是十分逼仄的，于是我想将这批大占空间的底片运到广州来整理。在香港，剔开一大批因保管不善、霉变粘连完全不能用的底片，大约还有五万多底的数量。从香港到广州，如此巨量的底片是需要报关、还需要省一级主管部门批准的，颇费一番周章之后，第一批一万多张底片终于运到广州。如此，我这个作儿子的也才有机会从容检点家父半个世纪的成果。
家父的照片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其中有少量沙龙作品，而绝大部分是记录摄影，就是记录香港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香港的农民、渔民、码头工人、作坊、工厂劳工、社会活动、有轨电车、市井茶肆、民俗风情、中产阶级、港九工人运动、香港建设的变迁是他主要的题材。尤为难得的是，60年代到80年代，他多次往来香港广州，记录了不少广东文革期间的社会景象。仅就这一万多底来看，也给人十分可观的感觉了。广州无限图像网的颜川斗老弟闻讯赶来，连续看了几个下午，连连说大开眼界。他说，他印象或想象中的香港就是摩天大楼、霓虹闪闪、跳舞走马、消费天堂、金元世界、文化沙漠等等，而蒙敏生先生让他看到了香港发展的历程、细节和苦痛，看到了香港普通劳工的生活，看到香港元朗还保存着如此完整的传统民俗，看到了流行色包裹下的香港的另一面。他评价说：我们将内地几位八十年代开始自觉、平实记录社会生活的摄影师称为纪实摄影的先知先觉者，看来是我们的孤陋寡闻下对他们的一种过誉。就纪实摄影而言，香港的蒙先生等人觉醒更早、实践更多、功利性更少。所以我们可以给蒙先生加“香港人民摄影家”之冕了。
家父是香港的“左派”。什么是香港的左派？其实很难用几句话表述准确。我想香港的左派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情感上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热爱祖国、亲近祖国内地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至少不反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在行为上关注、呼应内地的政治风云，甚至表现出政治激进的狂热等等。以家父为例，1949年祖国大陆刚解放，他从香港罗湖桥回国省亲，在罗湖桥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时就热泪盈眶，失声痛哭地跨过罗湖桥。这时，他希望香港能够早日得“解放”，摆脱殖民统治；1997年香港回归的这一天凌晨，他站在香港新界荃锦公路上，与新界民众一起迎接雄纠纠气昂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香港。一边老泪纵横，一边用他手中的照相机（装乐凯400度的胶卷）记录这日夜盼望的景象；拍照片，喜用国货―――公元胶卷、代代红胶卷、乐凯胶卷、海鸥相机、国产片夹。凡是使用国货，他的底片袋上就特别注明“代代红”、“海鸥”等字样；
家父是“老左”，因为从事摄影，所以是左派摄影师。80年代之前，在香港，左派摄影师并非一人，而可以称为一个团体。上世纪50年代香港的经济水平还与内地相差无几，当年他就与香港“纪实摄影”领头人陈迹先生（前不久去世）一起用手中的“禄来”120相机记录着香港的中下阶层的生活形态。这一时期，这个群体有麦烽、钟文略、陆幸如（女）等先生，后来从东南亚回港的陈复礼先生也加入其间。香港的各大事件、自然灾害，特别是劳工、社团生态、艺人生活等在他们的镜头里都有充分的反映。当时他们的口号是“爱祖国，用国货”，用摄影艺术去“反映下阶层”，“无情揭露港英政府”，”顶住黄赌毒”等。他们的传媒阵地是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梁威林先生领导的左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至6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腾飞，香港社会形态和思潮发生了大变化，这一左派摄影群体也随之分化，虽然以陈迹为首的几位仍然在街头巷尾捕影捉影，而这时候香港摄影界是无“左派群体”可言了。
我辈回香港即是回家，对香港左派情况也稍有了解，但实在不敢妄加评论揣摩，因为80年代之前香港的左派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的民族、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的背景，是一本大书。我只能就父亲的部分照片，写写我所知的一零半爪，为大家回顾历史提供了一个参照、引子。
家父照片的价值，最主要的是在于记录了50年来香港社会生活细节的史料价值。他大部分照片是一种自觉、平实、真实的市井记录。而作为左派，关于左派团体的活动记录自然是少不了的。1967年，文革极左思潮泛滥到香港，香港左派工人反英抗暴斗争开始，街头的示威游行在港府前张贴大字报、与警察对垒。左派摄影师不失时机用摄影记录了这一重大的事件，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影像；70年代初他拍摄香港劳工子弟学校（港九工人联合会举办）和以左派主导的香港名校“香岛中学”、“培侨中学”的“左迹”，如拿毛主席语录作教材，到大屿山搞“开门办学”、“学工，学农”的照片；“左派”团体的公开活动，在他的照片中大都有所记录。而我首先想介绍的是他的有关文革题材的造型摄影，也就是主题先行的摆拍。这几十张照片在他的作品中仅仅占有极少的数量，但是这几十张片子，如果没有说明，你很难相信是文革期间，出自于资本主义香港的一位摄影师之手，这些片子很典型说明了蒙敏生先生当时的“左”。
文革期间，香港左派摄影群体常常搞一些革命题材的“静物摄影”和“造型摄影”活动。他们与“大华”、“裕华”这两个大型国货公司有紧密联系，一旦内地有什么文革瓷器和雕塑到香港，必定第一时间通知他们，供他们摄影创作之用。他们将这些文革瓷器作主体，再加上布景、环境，营造出革命的主题。比如，内地这一时期，人人要背“老三篇”，于是就有《八路军张思德》的瓷器到港，家父就弄出了“张思德烧木炭”这幅照片。记得他曾告诉我说，布景是由舞台美工师出身的钟文略先生亲自画的，为了解决道具中的炭窑里的烟火效果，家父采用电影拍摄常用的烟火手段，在烟筒里加进“干冰”，获得了烟雾效果。民兵、炼钢工人、青纱帐里的游击队员、红军战士、革命小将、收租院中的长工、少数民族的儿童……在他的照片中都可以看到不少文革色彩很浓的瓷器，唯一没有政治色彩的就是取材于昆曲《十五贯》的“访鼠测字”瓷器。
除了静物摄影，他们还在摄影棚里搞文革的造型摄影。要弄出布景，找到模特，在谋生中挤出时间，其实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见革命的热情是很高的。不仅在香港的摄影棚里搞文革摆拍，1970年到上海过春节，在石库门住宅中导演摆拍了《上海女青年学毛著》的照片。片中的女青年是他的外甥女、我的表姐，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表兄弟姊妹同游虹口公园合影时，他也特意选择巨幅的文革宣传画作背景。一幅简单的生活留念照片也非得打上当时的政治标记，活灵活现的体现了老蒙先生的意识倾向。在我们今天看来，很难想像到它是出自于一个“港人”的手里。
因为家眷在广州，每年他都少不了回来几趟。每次总是带着照相机回来“搞创作”、拍照片，在广州市街头巷尾里转悠。那时在广州街头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人不多，又是港客打扮，有一次竟被人误会，扭送到派出所，幸好登记的派出所出面担保解释，说这老头历年来都是遵章守法的“港民”，不是“美蒋特务”。他拍摄的广州，一是风光，二是革命的、美好的一面。这和他当时的思想倾向有关，同时也应该是一种无奈，因为当时港客拍摄照片以后，必须在广州冲洗，经过严格审查后才能带出境外。
对于我的父辈、对于香港这样一个特别的群体，我并没有探究到他们思想的深处，或者说我理解不了他们的境界，而家父也并不愿意向我回顾这段历史。关于香港的左派摄影师的“左迹”，我丝毫没有调侃的意思，相反我对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尊敬。即使是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可认为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感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感觉到，兼济天下的理想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是有感召力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