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想像”的再叙事

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的一块资本主义实验地，民国时期的上海，无论其经济模式或是文化形态，在当时的国内都是独一无二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堪与伦敦、巴黎或纽约相比肩。

当姚玳玫的《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这本厚重的博士论文，以这样的资本文化定位作为海派小说论述出发点，某种意义上，理想主义的话语方向已然设置在对研究对象将要做出的观察和分析述说上方。对资本文化运作机制的信心，和上海资本文化机制的完善的信心，使得作者怀着一种如梦如醉的沉迷，深入到海派作品方方面面，却又出入自由―――当作品足以呈现论述话语的理想，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个性和特点，散发出物质上升时代欲望的光泽，而当作品不足体现论述朝向的话语方向，那些沉痛与腐败的人物从论述的视野里滑落不见了。与其说这本书是一部对于海派小说的叙事研究，不如说更是一部通过对海派小说“女性想像”叙事研究所做的再叙事：论者巧妙地将个人经验和意愿及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揉合，通过论述女性形象从被动的他者到主体自我叙说，图谋呈现资本主义与女性主义天然同盟的风景，却又丝毫不露咄咄逼人的锐利。这正是这部论文学术而又生动的成功所在。

然而，即使不谈被动现代化的现代经验，想像女性或可能也是上海文化在当日多多少少有些感伤和痛楚体验的表达式。无论如何主体性想像的建构起自一个失落低地，男性在对女性他者化的过程，未免不把自己的沉沦加入其中，何况中国文人一向有这样的传统。不能以为上海开埠之际，公共空间需要女性的现实需求就可能一面地导致男性对于女性的他者想像，在更广大的中西镜像前，新文明的热情基于旧文明的失落，这种失落即使在张爱玲那儿也带着沧桑，难以想像男性文人不会在他们的文本中着意。如果通过女人来着意更为得心应手表达多重体验，这些女性想像就可能不是我们理想话语可以框定了。而我们的理想照明的部分，也可能意味着她们失却本色的地方。不过，这样的疑问并不影响我们阅读这部论文的愉快，既然公共空间对于女性的需求已使女性空前增值并有机会获得自我发展机会，作为资本文化构件的文学与文化读物，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的世俗性、消遣性与想像女性的亲密性。这样论述的话语方向不但以其真实性也以其生命力抓住读者，此书把海派小说的叙事按时间的流程加以叙说，也体现了对于健康现代体验的理想设置。从清末明初的言情小说开始，海派小说就已经在孕育了，而后逐渐形成自己的面目。从《海上花列传》到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兴起，即海派小说的言情定位，从“五四”时期的肉欲张扬的海派女性想像到20年代推崇的“唯美―――颓废”，从30年代新感觉派的“摩登女郎”到40年代的新市民作家―――日常生活价值的重建与平民女性形象的构型。姚玳玫以她清晰的思路展现了海派小说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在这过程中体现出海派小说的每一个发展阶段自身所有的明确主题和方向。这就为文本中的“女性”冠以了时代的命运，“想像女性”在不同时期，呈了不同的姿态，这种姿态的呈现是通过对每一阶段的重要作家作品加以支撑的。而这样的选择体现的正是论述者对于“想像女性”的再叙事―――一种序列与关联的历史讲述。

首先，本书讲述了《海上花列传》作为海派小说开端的充分理由和重大意义。―――从《海上花列传》伊始，海派小说的叙事形象开始建立，也可以说关于“女性”叙事形象开始建立。它摒弃了《红楼梦》的言情传统，所描述的是“19世纪末浮沉于早期上海的一群妓女与嫖客的日常交往的事情。”神圣的男女爱情在这里已经被鄙俗的男女间琐碎无聊之事所取代。在对《海上花列传》的分析中，通过与经典之作《红楼梦》的相互对照和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的细微剖析，以及对女性欲望多元表述和男女关系重设的重点研究，总结出：它摆脱了旧有的写作模式，“在日常生活框架里建立起普通男女性情交往的叙事式样”。这种分析既包括了海派小说对明末清初“人情小说”的承袭，即以写两性情爱为主旨内容，又包括了海派小说的独具气质，即将其所叙述的男女之事琐碎化，庸常化。“红楼之泽，自此而斩”。

以时间为主线，而后介绍的是以两性情爱和消遣性为两大基石登上了海派小说的主流地位的鸳鸯蝴蝶派，重点分析了《恨海》和《玉梨魂》，从中考证出新的“才子佳人”的言说传统由形成走向极致。在以两性体裁为正宗的海派小说中，女性作为演绎两性情爱的不可或缺的被叙述一方，承载了历史性的新的重量。通过对这两部代表作品的叙事模式和运作机制的分析，得出鸳鸯蝴蝶派在这一时期的叙事特点和关于女性形象的重新想像与建构的生成和发展，即直接以女性主人公的情感为引导而展开叙述，使女性情感言说在小说中占主导地位，这种“唯情至上”的女性主体形象最终成为鸳鸯蝴蝶派想像女性中的形象。然而，随着历史的前进，鸳鸯蝴蝶派的辐射只波及20世纪的头10年，“五四”新文学全面兴起使它最终成为了海派叙事小说的谢幕者。

作者指出：“五四”新文学与海派文学是存在于同一时代的异质文学，然而正是这种“犯冲”的表面看上去是对峙的状况促使了海派文学自身的蜕变和更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在叙述这一阶段海派小说的叙事特点和形象想像中，通过与“五四”文学的参差的对比，体现着海派小说在历史的背景下处于如何的一种尴尬的处境，而又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的。此时，海派文学面对巨大的压力，采用了“生新而不弃旧”的历史原则。20年代到30年代海派中的一些作家独立门户，扭转了海派文学缺乏新的质的突破的恶劣形势，肉欲张扬的张资平无疑被作者视为一个海派叙事主体“形象”建构的转折点。即性征突出，充满诱惑的女性形象和男性作为叙事主体的想像型叙事模式。使海派小说最终实现现代转型。在“个性解放”和“以人为本”的“五四”时期的时代主题之下，张资平的肉欲小说实现了“五四”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之间的嫁接。同时也正是这种过渡文本，为之后而来的城市神秘女性的最初构型提供了基础。

抓住海派小说流脉和“五四”小说流脉在20年代中、后期所经历的“分离―――衔接―――分离”的变化及其内在的非生硬的移动关系和西方唯美/颓废思潮的引进所带来的影响，清晰地阐述出海派小说这一时期的关于想像女性的转化，即从“唯美”到“摩登”。而这时出现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和以这些男性为叙事主体的女性形象成为论述这一时期海派小说叙事的重点和中心。认为这种叙事文本和文本中女性的想像及塑造是30年代这一繁华时期所必然生成并流行的。而在战争背景下的40年代，封闭，沦陷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庸化，家常的琐碎生活格式，使女性扮演了时代的主角。这是历史所赋予女性的特殊“黄金”时期。最终，《想像女性》正是通过对苏青、张爱玲时代女性自觉书写的质的突破的论述，完成了对海派小说关于女性想象的演变过程的叙述。这是一个女性由“他者”写作向自主自为的创作意识和写作实践的转化和跨越。也是论者理想话语方向的终点站。本来她也是可以从这里出发的，不过，如果这样出发，这部论文就无法带领读者经历上海“想像女性”的历史了。

《想像女性》对海派小说所作叙事意义的研究，呈现的同时是论述所传达的再叙事意味，这意味不能不令我们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