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说与他数学生涯关系密切的有6个朋友：华罗庚、吴文俊、胡国定、A・韦伊、格里菲斯和西蒙斯。其中前三位是中国朋友，后三位是外国朋友。这里讲述的是有关华罗庚的故事。
陈省身和华罗庚，是中国现代数学史上的两位巨人。他们年龄相仿，但生活的道路不同。华罗庚出生于1910年，比陈省身年长一岁。1930
算学系的办公室就在工字厅走道的地方，两边各有两个房间，一共是4个房间。熊庆来的房间内原来放有助教陈省身的一张桌子。外间是周鸿经和唐培经两个教员的办公室，走道的对面则是其他教授的办公室。1931年6月，陈省身的助教任务结束，恢复为研究生。于是，以学生身份当然不能再呆在教师的办公室。正好华罗庚来了，作为算学系的助理员，就用原来陈省身的那张桌子。陈省身说，华罗庚“虽然名义上是助理员，等于是个研究生，我也是研究生，我们时常来往，上同样的课，那是很愉快的一段学生生活。”
陈省身、华罗庚合影，1972年
陈省身回忆华罗庚的用功是“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用非凡的努力来弥补先天的不足。“罗庚患有腿疾，又没有学历，要超过别人，谈何容易。记得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的著名杂志《MathematischeAnnalen（数学年鉴）》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中国很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华罗庚当时站在清华科学馆逢人告诉这一喜讯，在他一生的传奇故事上又添加了新的一笔。”
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数学系群星灿烂，他们两人构成明亮的“双子星座”。经过几年的学习，两人先后出国。陈省身到汉堡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又去巴黎追随E・嘉当，读通常人难懂的“天书”，攀登几何学的高峰。华罗庚则由N・维纳介绍去了英国的剑桥，在哈代的指导下，走到了解析数论研究的世界前沿。为了发展中国的现代数学，两人都在拼命往前跑，形成了客观上的竞争。但是，他们是竞争中的朋友。彼此尊重，礼尚往来，终生不渝。1936年，华罗庚首次出国去剑桥，经西伯利亚铁路，由北京坐火车到柏林，陈省身自汉堡赶往会见，一起观看柏林奥运会。那届运动会，希特勒正在台上，法西斯气焰嚣张。但是，100米、200米赛跑的冠军都是美国的黑人运动员，这对鼓吹种族主义的希特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第二年陈省身经过英国到法国时，也专门到剑桥看望华罗庚。仅此也就知道他们青年时代的友情了。
抗日战争开始，他们两人先后回到祖国，在西南联大度过了困难的、但是学术上丰收的年代。开始时,陈省身和华罗庚、王信忠三人合住一房间,每人一床,一小书桌,一椅,一小书架,摆满一房间。1937年两人都被越级提升教授,时年不过二十六七岁。他们意气风发,工作情绪饱满,成果累累。早晨醒来,大家开开玩笑,然后一直工作到深夜。两人曾共事5年，一度共同居住在一个房间里，彼此开开玩笑，却在煤油灯下萌生出“整体微分几何”和“堆垒素数论”的重要工作。
1943年之后，陈省身到了美国普林斯顿从事整体微分几何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华罗庚在1940年代也有新的突破，完成堆垒素数论，开始了矩阵几何、自守函数的创新工作。1944年华罗庚收到了普林斯顿的邀请，同时向维纳写信表示要访问麻省理工学院。正当此时，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陈省身和华罗庚是担任所长的人选。1946年，陈省身回国，华罗庚却准备到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的筹备主任姜立夫也要出国力荐陈省身，但陈省身力辞，只同意担任代理所长，等待姜立夫回国。
1949年元旦，陈省身再次访问美国的普林斯顿。半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数学系。1950年，华罗庚在伊利诺大学任教授，和芝加哥相近。陈省身回忆说，华罗庚曾到芝加哥大学讲“布饶尔 嘉当 华罗庚定理”的初等证明，很漂亮。
195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波士顿的剑桥召开。这是中断14年以后举行的大会。陈省身应邀在大会做一小时报告。这样高的学术荣誉，奠定了陈省身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这年夏天，华罗庚决定返回北京，回国效力。去旧金山登轮时途经芝加哥，陈省身和华罗庚见面并握别。此后，这两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在太平洋两岸继续为中华民族争光。他们再次相见，是22年以后的事情了。
中美之间的长期分隔，给陈省身和华罗庚提供了全然不同的学术和生活环境。陈省身在国际数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几何学的一代大师，而华罗庚则在中国国内的数学界发挥着领导作用，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偶像。他们在不同的方向上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科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们这里要叙述的是他们在中美关系解冻以后的友谊。
1972年，陈省身回到阔别23年的北京。陈省身带来美国科学院的正式信件，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接见。会见时华罗庚正在外地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得知陈省身回国的确切消息，奉命立即回到北京。华罗庚在东安市场的烤鸭店宴请陈省身，随后摄下了他们夫妇4人的珍贵照片。这似乎是目前可以找到的唯一的两人的合影。这里还可以提到一件逸事。陈省身在访问期间偶患感冒，科学院陪同人员十分谨慎，便陪同陈省身到协和医院请一位医生诊治。那位医生拿起病历卡一看，对陈省身说“我认识你！”原来那位医生正是华罗庚的长子华俊东。西南联大时期，陈省身和华罗庚是一起工作的同事，时有来往，孩子们自然认识陈叔叔。天下还是很小的。
此后，陈省身差不多每两年回国一次。有一次在清华大学演讲，内容是通俗报告“数学的内容和意义”，约有1000人听讲。报告会由华罗庚主持，演讲前两人互相致辞表示了彼此仰慕之意。
陈省身每次回国，常常到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里访问周培源、钱伟长等故旧，华罗庚家也是必到的。有时华罗庚不在，也看看华罗庚夫人吴筱元女士。
为了加强美国和中国的科学联系，遴选一位数学家作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很重要的。外籍院士需要院士们提名。FelixBrowder是一位活跃人物（他的父亲EarlBrowder（白劳德）是著名的美国共产党的领袖）。F.Browder20岁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长非线性泛函分析。1973年当选为院士。1953年访问芝加哥大学时和陈省身相识，以后一致保持着关系。这时，他和陈省身联合一些院士为华罗庚提名。提名时要写一份“学术介绍”。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谁来写？很自然由陈省身来完成最合适。在美国科学院的档案中，大概还会保留这份文件。结果，如大家所希望的，华罗庚顺利地当选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并于1984年到美国出席了院士会议。
198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陈省身和华罗庚不仅在国内时常见面，也有机会在美国相见。1980年，华罗庚应邀到美国作个人访问半年。到伯克利做报告时，华罗庚就在陈省身家里住了两夜。陈省身把整幢房子的底楼空出来，让华罗庚的随从人员使用。1983年，华罗庚到加州理工学院讲学，陈省身特地驱车400余公里，自己驾车从伯克利赶去看望。不料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了。
1985年，华罗庚在东京遽然去世，享年75岁。这一年，陈省身担任南开数学所所长，正在天津。噩耗传来，陈省身不胜哀伤。他致电北京有关方面，希望前往吊唁。但是治丧的主持者表示不邀请北京以外的人士出席追悼会，陈省身只能表示遗憾。
2000年12月18日，陈省身在纪念华罗庚90周年诞辰的国际数学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题目是“我与华罗庚”。讲话中回忆了和华罗庚的交往，全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陈省身和华罗庚这两位世纪名人，同行又同事。在漫长的岁月中，社会地位、学术评价、发展机会等等的因素，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碰撞和冲突。如果彼此在某些环节处理稍有不慎，一个小小的摩擦，就会造成隔阂和争执，以至形成大家都不愿见到的状况。但是我们很幸运，这一切在陈省身和华罗庚之间都没有发生。
历史将会不断地证明：这是中国数学的幸运。
（摘自《陈省身传》第16章第一节，发表时作者略有改动。《陈省身传》，张奠宙、王善平著，南开大学出版社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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