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的发展时期，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着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科学发现充满着丰富、令人激动的机会，科学的应用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的播种和转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组研究和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等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社会与科学出现十分紧张的关系。疯牛病（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为决策基础的科学证据的确实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疯牛病被发现以来，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BSE不会传播给人，而科学界迟迟不能给出有关疯牛病传染的精确答案。直到1996年，英国政府才根据越来越多的证据承认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会患上同样的症状。疯牛病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机。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则带来了不确定的风险性和伦理难题。尽管政府和专家声称它们对人们健康无害，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风险的疑虑。而不加标注地把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更激起了消费者的强烈抗议。尽管转基因食品和天然食品可能会同样安全（事实上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但是这样做意味着科学足够可靠，消费者无需选择，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表明科学的应用引发出复杂的价值观冲突和社会问题。而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更是带来了严重的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的根本性问题。这一切表明，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越来越与社会、伦理和价值等因素联在一起，与公众的态度、价值标准和日常生活联在一起。
随着科学与社会关系日益出现的紧张和危机，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学术界、社会团体和政府纷纷开展调查研究，探索新的发展途径，提出新的行动措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欧洲各国以及欧盟层面迅速增长，出现了大量的论文、研究报告以及一些十分有影响的国际会议，新的富有建设性的思想不断出现。在这众多的调查研究中，英国议会上院科学技术专门委员会（TheHouseofLordsSelectCommitteeonScienceandTechnology）1999 2000年度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归纳总结了之前科学与社会关系存在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它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一系列行动措施。《第三报告》对英国的科技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刺激欧盟层面相应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对英国国内外其他组织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专门委员会是由议员为主组成的机构，正式成立于1979年，通常由15人组成，包括各党派以及独立人士、科学家以及对科学感兴趣的议员，其职责是考虑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对选择质询的题目展开调查和辩论，并要求政府有关机构书面答复质询。在质询《科学与社会》这一题目时，专门委员会成立了指导调查的小组委员会，收集证据和举行听证，并专门到美国和丹麦进行调查。《科学与社会》的直接缘起虽然并不是疯牛病事件和转基因产品的争论，但疯牛病等引发的科学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是它探讨问题的前提。报告开始指出：“社会与科学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今天，科学激动人心，充满机会。然而疯牛病动摇了公众对于政府得到的科学建议的信心；……这一信任危机对英国社会和英国科学都有重大影响。”报告考察了英国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和价值标准，指出了五个方面的重要议题：必须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对话文化；必须注意到公众的价值和态度；对提交给政府的科技建议存在着信任危机；在与科学有关领域的所有顾问机构和决策机构必需采取公开和透明的工作方式；科学和媒体彼此需要开展建设性的合作。
报告对公众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传达不确定性与风险问题做了重点考察，指出一些被决策者视为科学议题的论题实际上包含着许多科学以外的因素。由于道德、社会、伦理以及其他利害关系被排除在外，导致问题的表达错误，因而招致反对。特别涉及到不确定性问题时，诸多因素混在一起，使议题更为复杂。报告指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单靠科学界是不够的。传统的同行评议以及科学家的利益公开（即申明研究资源的来源及资助方是谁）并不能扭转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在涉及科学的领域中，最重要的是改变政策制定的传统，在决策过程中引入不同的方法―――吸引公众参与决策。报告考察了在各国实践中已存在的各种不同的公共参与的形式，指出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都具有价值，它们并不是代替决策，而是帮助决策。它们帮助决策者聆听公众的价值和关心，并对之迅速做出反应。同时，它们让公众得到一些确信，相信他们的观点受到了认真考虑，这就提高了政策被接受的可能性。报告因此提出建议：“与公众直接的对话应该成为关于科学的决策过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应该成为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活动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即科学发展要走向民主，使公共参与关于新的科学发展的决策成为常规。报告对政府部门吸引公众参与决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议会在英国被视为“将公众的接受态度加以权威表达的地方”，英国上院科学技术专门委员会的这份《科学与社会》报告可以说表达了公众的利益。通过这份报告，议会代表公众向政府质询，直接影响了政府的科技政策。英国政府自1996年疯牛病事件后已开始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并建立管理部门、科研人员和公众的对话机制。而上议院1999－2000年度的《科学与社会》报告进一步从指导思想上影响了英国科技政策的导向，这突出地表现在2000年7月英国政府的白皮书《卓越与机遇―――21世纪的科学与创新政策》的战略思想和内容上。白皮书认为要使英国的科技发展取得成功，广泛的公众理解和支持是坚实的保证。“创新只有在被消费者期望和接受时才是成功的”。不仅单单从创造一个创新产品市场的角度来看赢得消费者是重要，而且必须很好地建立公众对整个科学的信心：
“必须让人民感受到科学正在服务于社会，它可以适当地被规范、开发。疯牛病危机和关于转基因食物的争论提出了关于社会中科学进步的价值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问的。正是在公共利益中、在科学家的利益中和在公司寻求商业化开发科学成果的利益中，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对于公众对科学创新带来风险的关心，我们需要更全面和更独立的方法来让公众满意。当科学传递创新，提高人们的生活时，如果带来的最微小的风险是他们能理解的话，他们就会全心全意支持。科学和创新需要一个稳定的公共支持框架来获得发展。”
要使科学技术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长期有益，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就不再只是包括科学和创新两方面的内容，还要加入第三个因素―――“社会”或“公众”，走向民主的科学、让公众参与科学技术的决策过程中。这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需要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的保证，而思想上的正确认识及其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的明晰表达是极为重要的一步。
英国上院第三报告反映的社会与科学的紧张关系在中国同样也广泛存在，一些事件正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注意。最近媒体曝光的巨能钙产品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过氧化氢事件和杜邦公司特富龙不粘锅等产品可能含致癌物事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11月23日，12月7日），引起人们对科学证据、消费者知情权利和企业行为等问题的思考和质疑。而关于转基因稻米可能会商业化种植、成为13亿人主粮的报道，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使人们质疑转基因稻米背后的利益（《南方周末》12月9日）。这一系列新暴露出的问题，表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样到了需要走向民主化的阶段，需要公众参与决策，需要建立和完善国际上通行的关于信息公开、预防原则、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制度。英国议会上院科学技术专门委员会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中译本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它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人阅读，笔者相信它会对激发关于中国科学与社会关系更深入的研究提供有力的思想。
（原译本把TheHouseofLordsSelectCommitteeonScienceandTechnology译为英国议会上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我认为译为英国议会上院科学技术专门委员会更合适。文中采用后者，特此说明。―――作者）
《科学与社会》，［英］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著，张卜天、张东林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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