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是一代鸿儒，其著述之丰、造诣之高，实不多见，然而
我10年前就为孙诒让鸣不平。其时正负笈武大古籍所，选定的毕业论文课题是《周礼“故书”研究》，因而将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圈定为必读书目。“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学，历来被治学者视为畏途，尤其是《周礼》，更因年代久远，内容繁复，文义艰涩，传本谬误，歧异丛生，而少有人敢涉足。末代大儒孙诒让孤峰突起，推出宏篇巨帙《周礼正义》，完成了最后一个高峰。仅凭这厚厚十四大本的《周礼正义》，确立其大师地位就已经当之无愧，更何况他还著有墨学复兴的伟著《墨子间诂》和甲骨文研究的开山之作《契文举例》。
我在翻阅《周礼正义》时，深为那些枯燥冗长的疏证文字所苦。朴学就是这样，讲究“无一字无来历”，一个简单的字，总要引经据典，弄出一大堆文字来，而且不仅是对正文，对汉人的注文也要这样来一遍。我们要想研读原文，先得读清人的疏文，由疏文再去读汉人的注文，过了这两关，才能读懂原文。就像一个宝藏，先在外面绕，绕半天，开了一道门，又绕，又开一道门，最后才找到宝物。
最近读到《末代大儒孙诒让》（作家出版社出版），其翔实的史料让我近距离全方位地了解到这位大师的一生行迹，而且也知道了他之所以穷毕生心力治《周礼》和《墨子》的原由。
浙江向来不缺大文人大学者，孙诒让是浙江人。他家是瑞安的望族，父辈祖父辈都历任朝廷大官。孙诒让生当多事之秋的清末，大清帝国的王朝威仪和领土主权逐渐被东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得面目全非。有识之士惊讶地发现西方诸国先进的科技和政治体制比起僵死的清王朝要进步得多，于是纷纷寻求救国图强之路。孙诒让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是一位经世致用的学者。他以为西方政治体制和发达的科技其实都是从古老的中国借用过去的，其政治文明就来源于《周礼》，而科技则多出于《墨子》。《周礼》是先圣治国的典章大全和百科全书，详细描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职掌。而墨翟是一位能工巧匠，虽然主张“兼爱”“非攻”，却尽载防犯之法、制作之巧。因此他希望通过对这两部书的研究来唤起国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重视，从自己的祖先那里寻求救国之策。书生的想法虽然书生气，但一旦选定，却是惊人的执著。他长期将自己关在玉海楼里研读那数万卷藏书，兹兹不倦，兀兀穷年，历十七年之久，终于撰成了巨著《周礼正义》。
孙诒让的治学目的虽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但学术成就有目共睹。章太炎称他为“三百年绝等双”，康有为评他为“礼学至博，独步海内”，梁启超赞他为“殿有清一代，光芒万丈”。孙诒让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的碰撞中，思想经历了痛苦的兑变。作为满腹经纶的一代大儒，其思想观念完全成型于正统的封建教育。但是面对列强横行、国势日衰的局面，他从固执地坚持中学本源、反对西学逐步过渡到理解洋务运动，积极创办新学，引进西方先进的算术、物理、化学等学科。孙所著《周官政要》将《周礼》的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相比较，除了不提维新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外，其他方面一概体现了维新思想。作为一名旧派学者，他能走出守旧阵营，勇敢地站到革新的一方实属难能可贵。
孙诒让有些生不逢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地位越来越尴尬，研究《周礼》的人则更少，“不幸”入了这一行的学子们更多的是粗线条地了解本门的学术发展史，于大的学术潮流和学术流派比较容易记住，而对于那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孤军奋起的单个学者则关注较少。因此，大家都知道靠前的乾嘉学派和靠后的章黄学派，惟独夹在中间的孙诒让，既沾不了乾嘉学派的光，又不能像章太炎那样使劲地革命，其声名的寂灭则是难免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