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
■汤一介
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这就是自1998年起我提出的“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有着比西方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但是中国却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解释哲学问题的理论与方法。而在西方，主要是由解释《圣经》开始，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漫长的酝酿过程到德国哲学家兼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Schleirmacher,1768 1834）和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狄尔泰（W.Dilthey，1835 1911）才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论体系。这就是说，在西方“解释”成为一种“学”也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为什么中国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而没有“中国的解释学”。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因为在西方解释学传入中国之前，我们还没有自觉到要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对经典解释的各种方法和理论总结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学”。一种“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有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即自觉地把要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并能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现在西方解释学传到了我国，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参照系，来考虑创建中国解释学了。我们能否建立起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化的解释学”呢？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我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解释经典的资源以及对经典解释的独特的方法和理论，如果我们对之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总结，定会得到某些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样无疑将会对人类文化、对世界哲学作出重大贡献。当然要创建中国解释学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现在我国已在多种学科中运用着解释学，但大多是用的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也有一些学者在创建中国解释学，但很难说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我认为在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过程中，我们也许应作三个方面的努力：（1）应该很好地研究西方解释经典（特别是解释《圣经》）的历史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创造的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当代西方各流派哲学如何运用解释学和在西方不同哲学流派运用解释学问题上的不同点（争论）。（2）对有长达两千多年的我国解释经典的历史，我们必须作一系统的梳理，以发掘我国解释经典的某些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并使之系统化，成为一种哲学。（3）研究近年来我国在多种学科中运用西方解释学所取得的成绩，找出西方解释学在解释中国经典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西古今”之争应该结束，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各有所长，而且事实证明目前中西哲学已在对话中相互吸收着。中国哲学因吸收了西方哲学，而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学者（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弗朗索瓦・于连、恩巴托・艾柯等等）都先后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某些启示。同时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轴心时代，而“新的轴心时代”必定是回顾其文化的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会通古今之精华的新时代。中国哲学正在这一中西融合、古今交会的转型期，如前所说它一方面在创建着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中国化的种种哲学流派（如中国化的现象学、中国化的解释学等等）；另一方面也在吸收着西方哲学（和其他各民族、各国家的哲学）更新中国的传统哲学，创造着新的现代中国哲学（如现代新儒学，或者现代新新儒学、现代新道家等等）。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必将在“反本开新”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体系，取得辉煌的成就。“反本”必须对我们的哲学源头有深刻的把握，即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回顾两千五、六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我们的哲学源头。我们对自己哲学的来源了解得越深入，才会有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新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传统哲学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时地开拓出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并给以新的哲学解释，才可以使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当今中华民族正处在这一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创建出新时代的新的中国哲学。
现代化、民族化与全球化―――从“中化”“西化”之争中得到的一点启示
■俞可平
无论中化论者还是西化论者，他们都把现代化当作是一个全然积极的过程，而没有看到现代化内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恰恰也是造成现代化进程在中国一再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中化论者和西化论者只从现代化的外部条件或外部因素来分析评估现代化在中国的成败，而没有从现代化的内在因素来看待这一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近百年而未能实现，外在的制度和文化因素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现代化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也是极其重要的。现代化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社会进步过程，但尽管如此，它也并不像绝大多数中化论者和西化论者所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全然积极的进步过程，它本身就具有双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当然，现代化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其消极意义，唯如此，才为世界各国所欲求。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现代化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使得它也像所有其他的社会进步过程一样必须或多或少为自己付出代价。
中化论和西化论的许多观点和结论是极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但在这些不同的观点的背后，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它们都把文化当作决定性的变量，把文化当作现代化的根本驱动力，试图以此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西化论者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西方物质文明相抵触；中化论者之所以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相容于现代西方文明。把文化当作压倒一切的因素，以此来解释一切，这一共同的方法论弱点注定了无论是中化论还是西化论都不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估。文化的因素无疑是重要的，但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首先是经济的，尤其是政治的因素。遗憾的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方法论覆辙在20世纪80年代后又再度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所重蹈。在80年代后兴起的“文化热”和“韦伯热”中，许多知识分子再度把文化当作“万灵药”，把文化是否转型看作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原因，并试图以此来解释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申从30年代关于中化与西化大讨论中引申出的一条教训：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首先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而非文化的因素。文化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但不是根本的驱动力，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力量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机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除了要进行文化的分析和评估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分析与评估。
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一个全新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规则由它们制定，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受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控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必将日益增大。经济全球化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也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中受损。
经济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不等于“西方化”，反之，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也不等于“东方化”，正如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并不表明中国社会的“西方化”或“美国化”一样。经济全球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中国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文明，必须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而言之，中国要真正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就必须充分发扬自己的独特本土优势。
民族复兴与文化责任
■张岂之 刘文瑞
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工作中，文化占有重要地位。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们，需要认识和把握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自觉地肩负起文化责任。这种文化责任，包括社会责任、学术责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文化责任的基础是学术责任。如果对学术自身不负责任，社会责任就无从谈起。学术之所以成为学术，有它自身的范式和要求。一个学者，只有具备了高度的学术责任感，才能担当得起社会责任。
学术责任首先表现在学风上面。史学家范文澜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值得我们重视。浮躁、虚荣、急功近利等等，都同学术精神背道而驰。学术不能投机取巧，靠的是敬业、严谨、认真、执着、一丝不苟等等优秀素质。没有对学术的责任感，就谈不上做学问。我们经常看到期刊上有“文责自负”一语，实际上，“文责自负”这一短语的分量是很沉的，它不但意味着学者要对他的研究成果担负起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还要担负起知识上的责任和道德上的责任。
学术责任的内涵，是学术良知和理性。一旦缺乏良知，就连最简单的“实话实说”都难以做到。这种良知，表现为学者对人的热爱、对社会的关注、对科学的推崇和对事实的尊重，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同时，学者不同于社会上的其他职业，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缺乏理性，就难以对学术问题进行客观冷静的条分缕析，更难以得出鞭辟入里的学术成果。
由于学术研究工作存在着信息的限制、认知能力的限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诸多学术规范本身存在的问题等，即有些学者所说的“有限理性”，所以，学术成果具有“不成熟性”。目前我国学术界出现的一些问题，都与这种“不成熟性”有关。但是，承认理性的局限并不等于理性不能提升，学者应致力于不断克服理性的局限。学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因此在学术成果的评价上应当区分“不成熟性”与学术腐败。学术的责任在于摈弃学术腐败，在于促进学术向成熟性方面发展，给社会提供的学术成果，比前人有所发展，有所深化，有所提高。学术成果的检验，不能靠短期的“轰动效应”，而在于长期的历史选择和淘汰。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不同，无法立即用实验室方法加以检验，需要在社会实践中考验，往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这就要求学者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做学问，拿出有益于人的成果。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
■金冲及
今天我们常常谈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这样说是不是自相矛盾而陷于混乱？自然不是。
经济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它是指：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各国和各个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再也分不开了。不管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对自身的经济发展，都必须有全球的眼光，充分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势和诸多因素。与世隔绝、关起门来建设是做不到的。
文化问题又有它的特殊的复杂性。它同民族问题是分不开的。世界上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长期居住在相同的地域或环境中，在经济和文化上密切联系，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回忆，逐步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以至文字语言，构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这种状况是历史地形成的，并且继续受着它所处环境的影响，带有各自的明显特点，恐怕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也难以根本改变。
当然，说难以改变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各种文化彼此总在相互影响着，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在中古时期曾受印度文化很大影响，近代以来更受到西方文化极大影响，给传统文化增添许多新的内容，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这些外来影响如果要在中国生根，最后都中国化了，并没有消灭中国文化而把它变成另一种文化。
其实，西方文化何尝不是如此。它在发展进程中，同样也受到东亚、古代中东、伊斯兰文明很多影响。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依然各自有它的文化特征，并不因此变成另一种文化，也没有因此产生一种全人类共同的普世文化。就拿西欧国家来看，它们的文化虽然相近，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不也依然有着各自的文化特征，并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异常珍惜和重视吗？
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人有类似的地方，各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弱点，形成自己的性格特征。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价值观，一个是思维方式。可以将东方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作一点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强调群体意识，近代以来由于深受民族危机的威胁而更强化了这种意识；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总体的把握，中医、国画等都可以作为例子。这些是历史地形成的，而成为民族性格特征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同这些有关。它当然也有另外一面。有人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群体而忽视个体，强调综合而忽视分析，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中国近代的落后，在这些方面就吃了不少亏。但能不能把一切都反过来，只强调个体而忽视集体，只强调局部的分析而忽视总体的把握，那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未必可取，并且不可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当然会对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带来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它们原有的面貌，但不同民族的各自特点包括文化差异依然会存在，呈现出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它们之间应该和谐共处，相互取长补短。越是经济走向全球化，越需要重视全球各个成员之间的平等和互相尊重，包括尊重文化多样性这个事实。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和而不同”的意思。决不可能在全世界只有一副面孔、一种文化，也不可能把某一种文化、某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持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民族和国家，要他们照搬照用，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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