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在我这一代人中，是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人。他的学术、为人，特别是独特的性格，在我们这些人心目中也多有一定的好感。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因为地处两岸，他又未及下寿而英年早逝，于是渐渐淡出于内地学术界，甚至有些后起的文史学者已不太熟悉其人。近年来傅斯年似乎重新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全集、
首先，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脊梁，傅斯年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向青年学生宣传抗日爱国，组织社会各界，讨论“书生何以报国”的严肃论题，强化民族意识。他更联合一些学者赶写《东北史纲》，充分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以驳斥日本散播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其部分内容曾由另一位学者李济译成英文，递交国联调查团，受到应有的重视。抗战前夕，傅斯年针对当局的退让政策，大声疾呼地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他为故乡爱国民主人士聊城专员范筑先的殉国而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以鼓舞民族斗志，并不断撰写《天朝―――洋奴、万邦协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战场的前瞻》等评论时局性的论文。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他毫不矜持，豪饮闹市，与民众同在街头载歌载舞，共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而这种感情意识对反击当前海内外形形色色否定民族意识的谬论，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那么在心怀叵测的强敌压境时，只有一盘散沙似地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了！
其次，傅斯年先生是一位认真负责的教育家和学者。他一生中主要以教读和著述为业，主持过中研院、史语所、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的领导工作，同时承担着繁重的课题，又笔耕不辍地研究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著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他领导安阳考古大发掘的工作，不仅为发掘工作扫清大量障碍，还为发掘工作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他还抢救和整理了行将散失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和遗存了大量参考资料。20世纪初期，中国四大文献的发现，傅斯年先生居其二，实为功不可没。他对办教育有其独到的见解，“九・一八事变”后，他走出书斋，以身教带动学生，还向学生宣传抗日爱国思想，他曾重点探讨学校教育问题，接连写出《教育崩溃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和《再谈教育问题》等文章以针砭时弊。1949年，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曾面对众说纷纭，杂言四起的状况，他就学校存在的各种弊端陋规进行改革和探讨，并写出《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台湾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之解释》、《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和《中国学校制度的批评》等针对大学教育制度的论述。而1950年冬，他在省议会对议员质询台大有关问题而进行论辩时，特别强调大学招生必须公平而不徇私，更不能放低录取水平的意见，由于慷慨陈词，情绪激昂而倒在讲台下，以身殉教育，成为壮志未酬的殉道者。
第三，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心胸坦率的性情中人。这是他最惹人喜爱的地方。许多人多以他好发脾气，说话直率而呼之曰“大炮”，这在知识分子中应是难得一见的。他能甩掉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谦谦君子、明哲保身等等惯习，努力摆脱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而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抗战时期，他不满意国民党政府四大家庭中的孔、宋二家，激烈抨击孔祥熙，并写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时论文章，一时广泛流传，终于迫使宋子文的辞职。试问知识分子中究有多少能有此壮举？！他对后学热情关注，有时甚至会爱之深，责之切。我有位老友、已故的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曾对我谈过傅先生和他之间的一段逸事。傅先生很钟爱杨志玖这个学生，有意送他出国深造，并为之作好准备，但杨先生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而婉谢了，傅先生为此斥之为“没出息”。杨先生一直对此事既遗憾，又感恩。这种真率性格，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却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可爱性格。
任何人都会有过与不及的缺点，像傅斯年先生这样性格的人，更所不免，尤其常会有某些过头的事。最近著名学者袁良骏教授曾写有一篇题为《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8日）的文章，议论傅先生某些过头的事，举出了两点：“一曰提倡‘全盘欧化’，对西方文化崇拜得过了头”，“二曰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过了头”。文中举出了若干例证，也确是傅先生青年时期的一些过激言论；但袁先生并未忘记人物所处的历史氛围而做出分析说：“傅先生当时正是一名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比较大的偏激情绪，并不为怪。成熟后，很多观点便修改了。”这就给历史人物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
从学术成就和性情为人看，傅先生应该说是20世纪前半世纪有代表性的一类知识分子典型。他能古今相通，本土与域外兼容，并以独立特行的人格标准处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知识分子典型，把他放到“一代学人”的位子上来研究他，我看是比较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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