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老师曾为我启蒙：“读书先要读‘序’，尤其要读‘自序’。”他老人家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据其“总目索引”，共选文544篇（章、节），其中书序179篇，约占34.7％强，可见古人书序学术价值极高，郭老师对书序极为重视。就一般阅读来说，许多书的序言，往往提挈了全书的精要，如同导
曾几何时，事情起了变化。立于书店的新书架前，经不住“序”的诱惑，我这“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的寒士，连最后一文钱也舍去了。可是书买回家后，翻开正文，不对了，内囊里竟是一堆烂稻草。“绣花枕头”一个！而且，序里好话说得越多，自序里大话说得越邪乎，什么突破前人啦，填补了空白啦，什么居于学科前沿、国际接轨啦，“21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在当代文学批评界是独一无二的”啦……云遮雾罩，天花乱坠，这种反差就越大。如果说，我曾经正面理解郭老师的话，先读其序再读其书，从而读到了许多好书，如今的这个教训又从反面使人领悟到郭老师的弦外之音：先读其序就不必再读其书。不读，更不买，于是，我有了陪外孙捉迷藏的时间，存折上也略有了盈余。
昨日，我碰到了一本旧书，《庄子新探》。1983年1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刷，定价1.70元，作者张恒寿。张先生在自撰“序言”中主要交代了三件事：第一，成书经过。这本约23万字的“小书”，他在1934年秋做清华大学中文研究所研究生时开始写起，直到1981年1月才“初步完成”，花了46年时间，张先生慨叹道：“真有点‘驾驽马而长驱’之感！”二，本书不足之处。“首先是上编的考证部分，只有很少几处提出比较确切的时代证据，大部分考论，仅针对其是否庄子派思想文风，做了一些归类推测，而不能肯定其具体时代”。“所以用严格的考证标准来说，是不够精确之作”。在下编论庄子哲学部分，“曾设想如果能用斯宾诺莎、黑格尔的观点，对庄子的泛神论，加以分析比较，……但由于自己对两家哲学都缺乏素养，不相信自己有真正的理解和比较的能力，这就限制了思想的深度”。关于论述道家思想演变部分，由于“《老子》问题不易彻底解决……因此对道家演变问题的论析，显得不够圆满精辟”，“基本上采用郭沫若所说的环渊的《上下篇》即是《道德经》主张，而稍有不同”，但因对“环渊其人，我在书中没有作肯定的交代，……就是一个缺陷”，“现在我还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和能力”。三，出书目的。张先生说：“现在乘本书付印之际，略述写作的蹒跚经过和主要缺点如上，希能得到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批评指正，更希望中青年同志们，写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著作，促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繁荣，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读完张先生的序言，我立即细读全书；读完全书，我不禁掩卷叹息：当今学界如先生诚实者有几人欤？如先生以学术为天下公器，明白告示自己学问不足及未达之境，为后学铺垫平台、开启未来，又有几人欤？孜孜以学，实事求是，拳拳其心，磊落无私，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
对学术著作而言，序言不仅是称量学术分量的“天平”，也是学术风气、学人操守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张恒寿先生的“序言”反映了一种传统的优良学风和老一辈学者的高尚操守，以之为一面镜子，来对照近年来那些“创新”之作的自吹自擂、互相吹捧的“卷首语”，那些搔首弄姿、哗众媚俗、欺世盗名的“开场白”，那些俨然以大师自居的“因为时间匆忙，难免有不足之处”之类的“谦逊”……你不能不会悲哀地看到，“天平”早就不平，已蜕变成兜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虚假广告了。如果说它还能“写照”什么，那就是：学术诚信严重失落，学术成了诓术，不少不学无术之徒名利双收，成了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导、大师、泰斗……我想，这种比较读序法读出的认识，也该是郭老师“先要读‘序’”的题中之义吧？！
我不懂哲学因而怕读哲学，张先生何许人也，更无所知，他的那本书在20年后的今天也难以寻觅了。但我深信，人如其序，文如其名，《庄子新探》是“恒寿”的，他的“序言”也是“恒寿”的。
但，个人的“深信”又有何用？对“序”的异化总该有些切实的拯救措施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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