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学界的学术规范问题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共识性的讨论，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华读书报》也在今年10月27日发表了一些学者联合提出的有关恪守学术规范的倡议。这说明了学界同仁对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所表现出的严重关注。国家教育部也及时制定了规范指导性文件。这些讨
学术问题同时反映出几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我们的高等教育缺乏体制性的基本规范教育环节。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中均没有关于学术规范的课程或讲座，而只是依靠宽泛的提醒和任课或指导教师的提示。我们至今没有像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普遍实施和采纳的指南，如《现代语言协会研究手册》（MLAHandbookforWritersofResearchPapers）、《芝加哥规范指南》（AManualofStyle）以及《芝加哥学术指南》（TheChicagoGuidetoYourAcademicCareer）等权威性的指导性工具书。笔者参加过不少研究生的论文答辩，许多学位候选人的论文在论文摘要、英文摘要、注释（尤其是西文的注释）、行文、参考书目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大量的、程度不同的问题。即便是同一专业、同年答辩的研究生在论文格式上都不统一。而几乎头一年出现并提醒的问题，第二年却依然出现。这就说明研究生教育和指导环节中出现了问题。而其中注释的不规范又是引发其他潜在问题的滋生地，如剽窃、抄袭、伪注等现象首先是从注释的不规范中产生的。这种研究生论文现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停留在唤起学术道德良知的教育上。其实，国家学位办也可以出台关于研究生论文格式要求一类的指导性意见，以利于严格把关。
第二个层面，是隐性学术规范的问题，即反映在研究生课堂教学、资格考试、论文的学理性、论证严密性、答辩过程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这类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研究生大量扩招的时期，更是显得重要。其实从招生到答辩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严肃、认真、涉及到学术规范和塑造学生人格、培养学生认知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全过程。其中，在招生方面，应增加复试分数比例和相对客观性，使指导教师能够客观地检查到考生相关的知识结构、知识积累、学术潜力、科研能力等诸项，以利于教师招收相对适于在该领域深造的考生。在课程方面，学位课程必须依据各专业统一规划，每一学位点在核心课程和辅助课程上，必须规范，课程内容要能够反映专业整体状况和最新动态，在教学安排、教学方法、对选课学生的要求上，均应明确、减少随意性，以利于学生通过学位课程的系统学习，切实把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文献、研究方法和前沿问题。笔者在美国一些大学中看到许多教师在课程说明和实施环节上须花去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一环节在国内是弱项，并没有一些有效的措施让教师规范行课，而停留在一般性的要求上。在研究生资格考试和开题报告中，应强化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开题的难度、即对博士生资格考试进行定位和安排，严格检查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实际把握状况、拟写论文的文献收集、解读、整理等方面的情况，着重考察学生拟写论文的学理性和可行性计划。美国大学博士候选人能否顺利通过资格考试是攻读博士学位的头等大事。而反观目前国内的资格考试和开题报告，确实是比较轻松的。最后，应强化论文校内外审查制度以及论文答辩过程的规范性和难度系数。答辩委员会应原则上不聘请非研究人员。严格匿名制度，在体制上杜绝人为因素的干扰，以利于答辩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只有在全过程的环节上规范，才能逐步提高我国研究生的实际水平。而实际情况是，这几个重要环节上大多存在着上述不同程度的问题。
第三，目前有相当数量的高校依然要求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必须在其在读期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这一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情况是，一位全脱产的研究生第一年需要选修相应的学位课程，第二年进行资格考试或开题论证，第三年进行论文撰写和答辩。中间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从写到论文的发表又有一个过程，强行要求只能导致学生的急功近利的心态，而目前存在的挂名写作、一些刊物收取高额版面费，以及以各种方式、尤其以学术的名义拉关系等违反学术规范、有违学术道德良知的情况，与量化指标不能说没有关系。这无疑影响研究生的培养。实际上，目前在读研究生的数量和核心期刊的数量根本不成比例，即便这些刊物仅供某一领域的指导教师发表论文，在版面上恐怕也很难支撑。国际上大多名校根本不要求博士生发表论文，而是充分相信指导教师和学位点的学术培养目标。因为，研究生并不是在某一领域业已奠基的学者，其中一部分人是未来的学者。因此，在论文发表上最好不做强行要求，做到充分相信导师的培养方式和严格要求，以利于学生减少浮躁心理，潜心问学，集中精力，确立研究方向，在深入研究中拥有较强的学科理论敏感性和科研能力，做出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并在毕业后拥有较强的、持续的学术创新力。当然，一些研究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科研能力，他们在几年中集中思考某一个问题，也完全可以将自己的所得发表出来。
我们在深入讨论学术规范、尤其是讨论体制上缺陷的今天，是否也应当做一些具体的、以从体制上杜绝有违学术规范的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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