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周扬对于过去“左”的思潮造成的危害甚为沉重，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是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
从历史的反思中向受伤害的同志表达愧疚之意，周扬首先想到的就是冯雪峰。
冯雪峰比周扬长5
遗憾的是，这种关系并没有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冤家对头。这起因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没有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尤其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的问题，使他们处境十分尴尬。新中国成立以后，周、冯二人虽同属文艺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处于对立状态。到1957年反右时，“两个口号”论争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国防文学”又被野心家江青诬为资产阶级口号，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残酷迫害。直至1975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后，他去看了冯雪峰。两位命运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终于冰消雪融。
因在文艺界工作多年，周扬、冯雪峰之间的这种戏剧性关系，我也有所了解。也许正因为如此，徐庆全同志才将《周扬与冯雪峰》这部书稿送给我，希望我能读完全稿，提提意见，特别表达了希望我为之写序的愿望。
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时，我不是核心人物，只是参与者之一。最初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时，我认为，这一口号对于抗日救亡、建立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是有积极作用的。后来读到冯雪峰倡议经鲁迅首肯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我也拥护。我认为，这两个口号都是抗日的，都是对的，因而对“两个口号”的争论很不以为然。及至后来这成为冯雪峰被定为“右派”的罪状之一，我更是不理解；1966年，江青在《文艺座谈会纪要》中污蔑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是“文艺黑线”，更让我不寒而栗―――30年代进行左翼运动的人，都是提着脑袋在为革命工作，怎么都成为破坏革命的“黑线”人物了呢？
“文革”浩劫后，以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来看，我认识到：周扬与冯雪峰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只是个人的恩怨。放在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的长河中在政治斗争中来考察，这样的悲剧不是他们哪一个人造成的，更多的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氛围，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他们二人关系的每一次变化，同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频繁的风风雨雨，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看到这一层后，我很希望有人能以他们两人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从更深层次上考察文艺运动的历史。因为我觉得只有从历史的高度出发，才能很好地总结这场争论。但是，坦率地说，尽管关于30年代文艺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成果，但以周、冯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我很少看到。现在读到徐庆全同志这本书后，留存在心中多年的愿望又被激活了。
作者徐庆全同志，从1996年开始，致力于对周扬和文艺界的研究。也许正因为他不是研究文学史科班出身，他对周、冯关系的研究，反而视野开阔高屋建瓴。不仅仅局限于文艺范畴内，而把文艺活动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进行考察。舞台上的远景，是我们党一幕幕波澜壮阔、丰富曲折的历史影像；而近景则是文艺运动历史上的一朵朵浪花。远近背景的相互交替，在舞台上活动的周扬和冯雪峰的形象，也就鲜活起来了，两人50年交往中的一切，也就被还原到一个个历史场景中去；进而，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几次“左”的大批判运动的历史，也在这种考察中清晰起来。
我很看重作者从历史大场景来定位整个左翼文艺运动史的这一特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我常听周扬提到一句话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而阶级斗争是最大的政治。这句话意味着文艺界的每一次运动，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思潮。因此，研究文学史如果不与政治历史，也就是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要想取得好的成果是很难的。作者在涉足文学史研究之前，就具备了丰富的党史知识，这就使他对文学史的研究，对周扬与冯雪峰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多的历史感。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史实说话。书中的资料非常丰富，有许多是首次亮相的。徐庆全同志从历史研究转而进行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所要求的深入挖掘材料、实证史料等素养，他是具备了的。通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搜求材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书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材料有两个方面来源：一是留存在文艺界人士个人手上的书札和机关档案，这些都是未曾披露的，也只有有心人才能搜集到；一是文艺界人士的口述回忆。抱着“历史的书写从来就不是伟人的专利”的想法，作者采访的对象十分广泛，既有亲历重大历史事件的“重量级人物”，也有当年参与历史事件的普通人员，甚至是高校一名普通教师。广泛的采访，同一事件不同背景下不同参与者的叙说，便于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汇总历史全貌，进而得出自己的看法。而这样的采访工作又促进了作者对文艺界档案材料的挖掘和搜集工作。且不说书中的观点如何，就史料而言，此书的出版也是相当有价值的。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具备史学研究工作者的品格，古人称之为“史德”。这也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按照古人的说法，“史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秉笔直书，“誉人不益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二是对于此前不甚清楚的，或者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事件，经过自己的探索，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具有学术探讨的勇气和理智，尽力追求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悟力和洞察力。他虽然掌握了大量资料，却不是单纯地铺陈史料，而是从史料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力求做到全方位地描述历史。应该说，这种探索难能可贵。
当然，我也不是对书中的观点或分析都赞同，而且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也是没有止境的，学术研究同样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况且，一本书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解决，肯定有某些不足。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这本书的总体评价和认同，也不妨碍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序言原文6000字，本报有删节，并拟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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