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把他的长子罗亭特罗那德和他一个朋友的儿子桑德拉送到美国学习农业和动物管理，那个时候这两个孩子分别是17岁和18岁。泰戈尔想让他们学习一些科学知识，来帮助印度解决长久以来的粮食饥荒问
泰戈尔第一次访问美国是在1912年底，由罗亭特罗那德和他的儿媳波罗蒂玛陪同，尽管那个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他的名字也不为西方世界所知。他们从纽约一直旅行到罗亭特罗那德曾经上过大学的小城市乌尔班纳。泰戈尔也开始了他在印度之外的第一次演讲，也许他的信仰受到当地一神论的影响，听众很喜欢他。在1913年初，他继续前往罗彻斯特,纽约，在那他发表了一个名为《种族的冲突》的演讲。之后，他前往哈佛发表演讲。旅行过几个城市后，泰戈尔又回到了乌尔班纳。在那停留了6个月后，诗人感到身心有些疲惫，便提前返回印度。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就是泰戈尔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深感到有必要在圣蒂尼克坦建立技术学院和医学院，让印度青年人接受科学教育。
泰戈尔意识到为了圣蒂尼克坦的教育事业去接受英国政府的钱，会限制他的自由，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到：“没有人能将我的双脚捆上锁链。”泰戈尔在剩余的生命里不知疲倦地在国内和国外筹措资金，用以支持他的教育新实验。不幸的是，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财政困难的窘境。
在1916年，J.B.庞德建议泰戈尔按照他们拟订的路线在美国几个城市做巡回演讲，这样他会得到12000美金。由于获得诺贝尔奖，泰戈尔的很多作品被翻译为数种欧洲语言，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知名人物。从西雅图开始，泰戈尔开始穿越整个美国，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演讲，有时重复同一个主题，最后他到了纽约。泰戈尔在一封旅途中写给友人的信笺中，这样写道：“我旅行，我狂喊，我赚钱，但我也在浪费着时间。”最后，这样的演讲终于让诗人无法忍受，和约被迫取消，尽管泰戈尔要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这些旅途中所做的演讲可以在泰戈尔的《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一书中找到。在这次旅行中，欧洲开始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泰戈尔不断警醒人们―――极端和恶性的国家主义会将整个世界引向毁灭，并且告诫人们对之保持警惕。从这之后25年所发生的事件来看，泰戈尔的预言是切中要害的，二战的种子也许就藏匿于这一时期的一些事件当中。后来，伯兰特・罗素由于严厉地批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被囚禁。欧美很多人士被泰戈尔的和平主义和反民族主义的言论所激怒，这很可能是他在西方的声望受损的主要原因。
1920年泰戈尔再次访问纽约，他发现他受到的礼遇，相比初次访问冷淡多了。他在纽约和哈佛做过几次演讲，听众明显缺少真挚与热情。很少有人愿意花钱去听一个印度“神秘”诗人的演讲，更不要说感兴趣于他的教育实验计划。泰戈尔感到有些厌倦和疲惫，他试图和卡内基夫人见面，但是被婉拒。同洛克菲勒见面，也同样遭到拒绝。泰戈尔逐渐意识到他在1919年因为抗议阿姆利则大屠杀而没有接受英国政府授予的爵士称号，同样也使美国感到不快。
泰戈尔的美国之行并没有给他带来丰厚的资金和广泛的赞誉。与英国相比，泰戈尔在那里见证了美国理想主义的缺乏，这些都深深印在泰戈尔的记忆中。
在1929年期间，泰戈尔收到美国好几个城市的邀请，最后泰戈尔去洛杉矶。海关的移民官大大触怒了泰戈尔，泰戈尔在那里滞留了半个多小时，移民官问了他一些诸如是否有过犯罪记录及其他侮辱性的问题。泰戈尔马上决定缩短访问时间，他决定去日本。“很遗憾，我总是回忆起美国的粗暴无礼。”他后来说。
后来泰戈尔访问了苏联，他于1930年又返回美国，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美国。他徒劳地等了一个半月，期待洛克菲勒的会见。一个商业组织邀请他参加一个盛大的晚宴，有500多位社会名流参加。《星期六评论》在谈到这次晚宴时说，尽管邀请人名单上有一些知名的财团和富有的社会名流，但是里面却没有一位作家或诗人。《星期六评论》怀疑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在法国发生。泰戈尔由英国大使安排，与美国总统胡佛进行了会见，并在那举办了他的几次画展，但是，没有安排任何讲演。大部分美国人都揣测泰戈尔会大加赞赏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他希望在美国筹集到教育基金又一次落空了。
总之，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前30年里，美国在文化和智识上远远落后于欧洲。很少有美国人感兴趣于东方的文明和文化遗产（除了极个别的，比如历史学家和学者威尔・杜兰特、爱默生和梭罗）。可悲的是，这种兴趣时到今日依然匮乏。
当泰戈尔和世界很多国家一流的知识分子或思想家会见时，他们都会就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他进行探讨并能给他以启示。但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美国却很少见到。泰戈尔关于种族关系的演讲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后果的忠告对美国人的思想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泰戈尔为圣蒂尼克坦的筹资所做的很多努力都是徒劳的，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泰戈尔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提到美国，同样，泰戈尔也被今日的美国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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