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将孔子当作封建制度的代表人来加以批判的年代里，中国人要真正了解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是很困难的，而在此期间海外的汉学研究却很活跃，不断取得成果，光是关于孔子的研究著作就有多部，已经翻
顾立雅（HerrleeGeorgeCreel,1905 1994），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上世纪30年代曾来中国作访问研究时，发觉自己所了解的孔子和很多中国人的看法大不相同，认为其中一定存在什么问题，决定以此为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力图从中国的古文献资料中寻找到曾经在人世间生活过的真实的孔子，于40年代末写成了专著《孔子与中国之道》 ConfuciusandtheChineseWay 在美国出版发行，60年代初修改再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顾立雅是美国最早并持之以恒地从事中国先秦思想史、扩及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学者，相关著作有七部之多，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又有素谙西方思想史的优势，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在这部关于孔子的专著中显示出如下特点：一、研究涉及面广，差不多孔子时代及其前后的所有典籍、文献都涉及到了，从一个大背景里审视孔子；二、对一些向来被视为经典古籍和反对儒学的各家著作的比较研究中找出破绽，提出大胆质疑，进行较有说服力的分析；三、把孔子和西方最著名的古代思想家进行多重比较，从而显示出孔子学说的价值。对那些带有时代烙印的思想，也作了客观的阐释。这样，就使从正面立传体式的专著，形成了庞大而复杂的主题，但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清除经过历代人按照各自的意图描画包装和涂抹在孔子身上的油垢，力争能看清孔子的本来面目。
造成孔子“失真”的原因很多，最初是孔子逝世后儒生内部的分化、演变，曲解了孔子学说。一些平庸儒生理解不了孔子思想，就按自己意思解释走了样；有的在复杂历史条件下堕落成为贵族的食客和走狗，顾氏说：大部分出于编造的《孔子家语》，恰当地反映了他们谄上傲下的嘴脸，就是作为研究孔子主要依据的《论语》，后半部也有被篡改的痕迹；还有对儒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后继者孟子和荀子，他们在某种场合讲的一些与孔子思想有违的话也被加到孔子头上了。再就是敌对学派的歪曲和篡改。孔子在世时儒学影响不大，他去世一二百年后才逐渐被人们认识，知名度越来越大。于是墨、道、法各家由正面攻击变为利用孔子的声望和个别词句，通过对一些古籍的篡改和编造，把他们的观点掺了进去，使孔子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可能会让不少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史记・孔子世家》，居然“十之七八是诋毁之语”（崔述）！《史记》是相继为汉武帝史官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合著。顾氏考证司马谈是道家人物，曾写过批评儒学的文章编入《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孔子世家》可能出自司马谈之手，或由司马迁承其父志而为。就是这篇在孔子谢世三四百年后写的“孔子传记”，两千多年来虽有人（如韩愈、崔述、梁启超等）直接、间接地提出异议，却一直被看做对孔子生平的确切记述。
学派内外的两种作用，已经把孔子弄得面目全非，而从实质上彻底“改造”孔子的还是封建统治者所为。“聪明”的汉武帝见秦以暴待儒压民导致速亡的结局，转而采取拉拢、收买、利用手段，来化解这股敢于批评朝政的力量，果然奏效。他便采纳了旧儒学者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谏言。实际上并未罢黜百家，“独尊”也多在表面上，得到重用的不是董仲舒而是善用儒学装点门面仍多行秦制的公孙弘就是证明。其后的封建统治者也都认识到儒学的教化功能，就在篡改、淡化、磨灭与其不利的一面的同时，逐渐把孔子偶像化。到了宋明时期，所谓“儒学”，已经和封建统治思想密不可分了。活着时四处宣讲治国之道均遭拒绝“如丧家之犬”的孔子，死去数百年、上千年后却成了帝王们加封膜拜的神，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至于他们如何“假化”孔子，书中作了大量的考证和揭露，同时对真孔子作了细致地探讨和描述，进而把孔子的思想、学说和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的学说作了多重比较，在许多方面孔子都略胜一筹。最主要的是：孔子主张以德行和才能取仕来替代贵族世袭制；创办私学，提出并实行“有教无类”思想，体现了在教育上的平等意识；不借助任何宗教、迷信和权威而进行独立的理性思维等。这在两千多年前是具有革命性的。顾氏还特别看重孔子一再强调的“道”的观念，认为“它是一种对协作社会或大同世界的洞识”，并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孔子和孟子都是民主的倡导者。”证明孔子不是什么“封建统治的卫士”而是封建统治者扼杀了孔子的“民主哲学”。
《孔子与中国之道》已问世半个世纪，如今孔子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景仰，恐怕与这部海外汉学名著不无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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