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先行者奋进的足迹，便是对前辈深切的纪念；记录老一代慷慨的心声，也是给后辈殷切的叮咛。郑峰的《蓼花河》，便是这样一部具有纪实性、传记性的长篇小说。他二十多岁从政，至今仍担任要职，但从
《蓼花河》是三部曲的第一卷，从一个山村、一个农民经受时代洗礼的角度，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齐鲁大地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抗日斗争。伟大的抗日战争，曾谱写过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乐章。其中，经过党的教育和引导，将乱世中的散兵游勇聚合起来，把占山为王的土匪团伙收编过来，加以清理和整顿，使他们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有生力量，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蓼花河》的亮点正在这里，与其说它正面描写抗日战争，毋宁说它重点反映的是党对民间抗日力量与活动的协调和调动。在山野，在江湖，正义力量有爱国心，苦于找不到正确途径；混世魔王趁火打劫，随时可能沦为汉奸。辨别善恶，划分清浊，团结一切有利于抗日斗争的力量，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
写战场上的拼搏，固然壮烈；写对内部的培训与甄别，对异己的周旋和整肃，也能令人回肠荡气。山东自古多好汉，既是绿林聚义之场，又是强梁横行之乡。深入其内，组织起义，必然演绎出善恶交锋、正邪交错的惊险曲折、惊心动魄。《蓼花河》形象生动地让我们看到了抗日战争的敌后之战，看到了毛主席发出的“到敌战区去，开辟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号召的英明、决策的威力。
《蓼花河》的故事，就是这样编织的。主人公战天魁，贫困的农家子，受到地下党员开导，怀着国恨家仇，投身抗日洪流。但他势单力孤，只能依附青痞。在这人物命运攸关时刻，受省委派遣，体现党领导的冯景云老师，又来到他身边。淳朴的农民，知识分子党员，丧失人性却还残存所谓“义气”的地痞，三类人聚会在抗日的旗帜下。面对鱼龙混杂，怎样祛邪扶正，锻炼和考验着人。
这是一个既有传奇性又有抒情性的故事，采用评书方式讲述，表里切合，颇引读兴。作品开头，先交代自然与社会环境，随后展开慧眼识英雄、英雄救美女的奇遇，时代动荡，人生际遇，一波三折，刚柔相济，吸引人不由得看下去，看这个战天魁会成为怎样的人物。由农民成长为战士，存在一个转变和进步的过程。摆在他面前的怎样待人处世的两大课题，需要他做出明确的抉择。
一个是如何对待富豪之女王屏梅的求婚，一个是如何看待处决往日的“同伙”青痞。在对待这两件事的态度上，他跟冯老师是潜在着矛盾的。作为淳朴的青年农民，遵照传统的道德观念，战天魁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堂堂男子汉。他也爱着屏梅，否则无须安排爱情线索，而作品正是借助屏梅遇险，来激化他对日寇仇恨的。他渴望党批准自己的婚事，这心愿已成为一大悬念。
但冯景云模棱两可，实质上不赞成。这对天魁必然形成内心折磨：他应服从组织意向，却又不忍伤害情人。而冯景云内心，也处在矛盾中。经过一段考察，人情终占上峰。这样展开来写，无论对他或天魁，都会是丰富人性的笔墨。况且，屏梅也是英雄。她对天魁，也是对抗日，一往无前，忠贞不渝，视死如归，成为富贵人家爱国儿女舍生取义的民族烈士。写这样的人，也很有意义。
对待青痞，天魁尽管反感，却觉得他“还算讲点江湖义气”，要除掉他，“于心不忍”。那么，这就需要给天魁一个血的事实教训。由拉帮结伙打鬼子，到投身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这巨大的转折，在心灵与行动上，是需要施以浓墨重彩的。这跟后来的错杀“牛天爷爷”，也有内在联系。前者，天魁看透青痞，擦亮了眼睛。后者，天魁坚信“牛天爷爷”，却没能保住他性命，这使得他深感诧异。
但作品对战天魁与冯景云的矛盾、对他们因冤案而引起共同的震惊，却没有能够明确地把握住、深入地开掘去。这不仅淡化了抗日战争坚苦卓绝的复杂性，也有损于对人物真切而厚实的刻画。我并非要加长篇幅，而是要去除枝蔓以突出重点。写小说，就是用文字造人，让笔下流情，使事因人因情而生动。而现状给我的感觉是，作家要走小说创作的路，却没有能够超脱史实束缚。
小说的故事不是事件的过程，而是人物性格的轨迹、矛盾发展的逻辑。写小说，就是写人物，写矛盾，辅以环境、氛围烘托，让人物鲜活，使矛盾尖锐，这样才会有比史实事件更真实而好看又耐看的故事。有些事即便真实也不宜写，卦师给天魁算命，“发觉他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写这些便显得唯心宿命，也削弱了战天魁这个人物性格形成及其成长的真实性。
传记类型的小说创作，常犯这样的毛病：舍不得删减掉与主旨无关的内容，因而就不能驰骋想象，不敢天马行空地进行艺术虚构。郑峰是要把“世纪老人”作为小说来写的，他在《蓼花河》里已经埋下一些伏笔。希望他今后更多致力于运用虚构，在真实基础上进行妙笔生花的艺术加工。祝愿他这三部曲既有传记色彩，又能艺术展现上世纪近百年的地域性之历史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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