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孙越与特卡琴科合影
俄罗斯总有奇妙的事情等着你，这是13年前我第一次来莫斯科时听说的。此话不假。比如说，我认识一个给老板开
最有趣的要算莫斯科国际作家笔会中心总干事特卡琴科。他于1994年9月当选为俄罗斯国际作家笔会中心秘书长，这几年，他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足球队员》、诗集《特卡琴科诗选》和中篇小说集《左侧・半甜》等。作为一个知名度在西方比俄罗斯还高的相当有影响的先锋派诗人，他竟然是苏联时代有名的足球球星，而且作为主力，曾经在三个国家的职业足球队效力了25年。
2000年秋天，莫斯科国际作家笔会中心举办了“新季度作家见面会”，让笔会中心旗下的作家们见面叙旧，交流创作和出版信息，特卡琴科抖动着灰白的头发，端着一杯红酒跟来宾寒暄。我和诗人凯德洛夫、网络作家奥列格等人跟他开玩笑，说他是莫斯科作家们的“热心大叔”，他扭过头来，冲我们得意地挤眼睛。我们的访谈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插空进行的。
读书报：中国有人说，“真正的高手在文坛之外”，而俄罗斯评论界说，优秀的诗人在足球队里，这说的是你吧？
特卡琴科：还有后一句：真正的足球明星在诗人里找。我想，这是一句玩笑，我觉得，笔会中心的作家都是今天俄罗斯文坛的强手，甚至是最具有知名度和实力的作家，否则，我们笔会岂不是徒有虚名了吗？哈哈……
读书报：你能举几个例子吗，比如说中国读者熟悉的苏俄作家？
特卡琴科：比如说诗人叶甫图什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马杜林娜、《鱼王》的作者阿斯塔非耶夫（已去世）、《阿?巴特街的儿女》的作者雷巴科夫（已去世）、《一日长于百年》的作者艾特马托夫、《带星星的火车票》的作者阿克肖诺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还有老作家佐林、伊斯康德尔等等。我想，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影响过中国的读者和作家创作，这是我从你给我介绍的中国文学20年来的现状，以及我们和中国作家有限的交流中得到的信息。
读书报：你曾经到过美国、英国、瑞士等很多西方国家，这个月你又要前往葡萄牙，你是去从事文学创作还是去讲学？
特卡琴科：两者兼而有之，但我原来主要是讲学，比如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马尔学院，讲授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国情课。
读书报：你觉得外国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人，可以理解俄罗斯文学中的俄罗斯精神吗？作为一个诗人，你如何回答人们关于“俄罗斯精神”如此之大的命题？
特卡琴科：我不知道中国人从什么角度理解俄罗斯精神。美国人更多的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寻求答案。坦率地说，在国外讲学的过程中，我也时常遭遇失语状态。比如说，有个外国女大学生曾经问我：“你说俄罗斯是具有一个崇尚诗歌传统的国家，是一个诗学哲学研究精深的国家，是一个崇尚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国家，为什么俄罗斯诗人的精神悲剧在上个世纪演绎得如此惨烈，从巴尔蒙特到布罗茨基？”我当时真的无言以对！我回到莫斯科，和诗人凯德洛夫也探讨过类似的话题，我们没有找到答案，却发现俄罗斯的诗歌悲剧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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