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之美》 刘以林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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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
《远行之美》的作者刘以林和我素昧平生，既没见过面，也没他的电话号码。由于既非同行，也非旧友，所以属于圣人所不齿的“无类”。如今隔岸为他的《远行之美》拍手叫好，颇有些傻小子看大片的错觉。通过阅读，我揣测刘以林大概是位不愁吃喝的企业家，不像我这样的半吊子文人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靠卖文谋生。刘以林显然“各方面都已经积累够了”，生活悠闲，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出行纯粹为了自娱自乐。由于身体健康、生活富足、精神矍铄，所以他能够“面对罗马，感到自己的‘小’和‘短’”。而不像我这个“海湾战争综合症”，即使百病缠身、饥寒交迫，乜斜着萨达姆的眼睛看世界，盘算着见谁灭谁。
与武装到牙齿的远征不同，刘以林先生的《远行之美》是一个普通人的纯个人行为，属于历史上大国之民的强者作为。“咱要向全世界走，要看看‘天朝’之外的人民，到底是何样生存法子……第一站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落地，然后转悠一些国家……”尽管刘先生的文字不那么流畅，可我历来喜欢读这种货真价实“人”的语言。
刘以林的《远行之美》属于经商之余的顺手牵羊，其平和的叙述展示了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另类人生：“中国近20年来产生的现代商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世界发展了，地球前进了，信息、交通，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接触欧洲发达的文明，否则无法适应交流的要求。”看完它我不由想起利涅王子查理・约瑟夫看罢卡萨诺瓦自传所说的：“三分之一内容令我开怀大笑，三分之一内容让我心猿意马，还有三分之一内容让我浮想联翩。读了前两卷，人们会狂热的爱您，而读罢最后一卷，人们便会对您钦佩不已。”
旅行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异常清晰的标志。只有这个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化的时刻，中国人才可能告别自己的百年的民族悲情，自自然然地走出自己的家门。远行的梦想才可以充分的实现，我们才有了平和地外出旅行的新的经验。我们才第一次在“他者”的面前感到自然。但和这一切同时到来的，却是一个新的境遇。在今天，旅行已经没有困难，它不再是马可波罗或哥伦布式的历尽艰辛的探险，经济全球化似乎将一切僻远而神秘的地方化为了可供旅游的空间，化作了全球化时代的有利可图的“本土”。它们所兜售的是它们的自然或人文的奇观，收获的是实实在在的金钱；旅行者用的是实实在在的金钱，收获的是数码相机里的背景诡异的照片和回到都市之后茶余饭后的谈资。消费主义将反对它的浪漫和原始变成了它的一部分，这个游戏其实是后现代的“时空压缩”的最好的表征。一切都少不了异国情调和浪漫的幻想，作一个旅行者似乎仅仅需要充足的金钱和一点点兴致。于是，连珠穆朗玛峰都是可以旅行的地方，旅行成了全球化时代人们寻找差异性的重要方式。旅行究竟是高雅还是庸俗？我们在洲际航班和互联网的时代里真的变成一个“国际人”或者仍然是一个“本土人”？我们看世界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被自己的眼界局限在“奇观”之中？
但当我读到刘以林的《远行之美》的时候，我发现了当下的旅行者的另外选择，一种用心去旅行的方式，一种新的和他者相遇的方式。刘以林是诗人，他娓娓道来的是一种对于他者的体验和对于他所不熟悉的空间和人生的真切的感知的愿望和情怀。而这些愿望和情怀也是紧紧联系着一个中国诗人的知识和情感的历程的东西。对于刘以林来说，旅行不是炫耀和自我满足的表征，而是对于生命历程的延续，是自我向他者敞开的尝试。这些漫游世界的笔记看起来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却贯注了诗人对于不熟悉的事物的发现的激情。这里的漫游遍及欧洲、大洋洲、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不同的国家。有最近已经成为中国人旅行热点的欧洲的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也有我们的近邻日本，还有我们非常陌生的巴西、南非和以色列。刘以林行走在这些地方，体验着生命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他的眼睛是有所发现的，他在跨越许许多多的界限和藩篱，将自己的视野拓展到了全球。
刘以林的漫游首先是面对他者和自己的差异，关注自己和他者的“异”，是自己向他者敞开的真诚和坦率。他在维也纳的路面上感慨欧洲的风吹着一个中国人的面孔。在拉斯维加斯体验欲望的奔涌和无限的奢华，在秘鲁的马丘比丘体验印加文明，在希腊追寻西方文明的源头。这一切经验里都有一个中国人对于自己身外的世界的一份真实的感觉。这种感觉里有一种对于差异的承认，对于差异的理解的情怀。以林没有那种面对“他者”和“我”不同时的焦虑和恐惧，没有在他者的面貌面前的屈辱感或悲愤的情绪。而这种对于外部世界的悲情意识曾经是现代性的中国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宿命般的状态。但在刘以林这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都不是一种痛苦的来源，而是一种了解和认知的前提。他者不再对我们构成挫败感和压抑感，而是新的对话的前提。这种新的意识使得他能够超越对于世界的“俯视”和“仰视”的心态，进入一个“平视”的新的阶段。
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的天体海滩上的一幕是值得我们关切的。这里以林写到了和我们不同的“他者”的文化和“我”的文化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造成的困扰和对于困扰的“克服”：“我们3个中国男人向那些不穿衣服的男女走去，忽然感觉我们违反了这儿的公认原则，我们穿着衣服是非常不文明的了。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迅速地脱去衣服，我们就是落伍的、病态的、心理不健康的。……一除了衣服，我们全都坦然了，犹如小偷逃离了追击者混进了人群！我们向水中走，周围全是些裸体的男女，没有谁觉得不自然。我看男体和女体，看到的只是区别，一种很惊异的区别，但没有一丝淫秽的感觉和冲动。我看看天看看地，感觉是遇到了一个闪闪发亮的境界，奇异、生动、丰满、真实、单纯而又充满了活力，如同现实海洋中一个很远的生气勃发的绿岛。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气相吹也。这儿有一种荡荡然的感觉。”
这一段虽然有不习惯，却能够平和处之，入乡随俗。感到了异域文化的冲击，却并不发生无法理解的焦虑，而是在差异面前找到理解和深入的孔道。开始的西方式的文化习惯却变成了庄子式的阐发，这里的自自然然的格调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是新的。十多年前，张洁的小说《只有一个太阳》中也写到了天体浴场，但那是何等让人不平衡和失态的时刻。几个中国人的羞愧和不安以及难以言说的焦虑，直到那位似乎最明智的知识分子司马南江向着无边大海的冲刺，都让我们感到真正的震惊。那是一种似乎难以平复的创伤的经验，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面对他者才会有的难以言说的痛苦和焦虑，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屈辱和压抑的经验的象征。但今天到了刘以林的笔下，一切虽然仍然有差异，却有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平和。十几年的光阴不是白白过去的，它重新塑造了中国和世界。中国已经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而世界也由于中国人的加入而改变了自己的面貌。我们和“他们”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鸿沟，而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和角度了。刘以林用一个诗人的敏锐给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的中国的观照。
当然，我们和“他者”的“异”中其实有“同”。中国“现代性”的百年的历史给予我们对于世界的追求和认知都不是空洞无物的。其实刘以林的书中有大量彰显了中国人对于世界事物的熟悉和了解。其实没有比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更充满渴望的了。我们对于外部的承认和外部的了解的希望的强度是异常的。于是，我们召唤“他者”，希望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在法国他如数家珍地谈论卢梭、柏格森、萨特，在以色列和埃及追寻古代的文明，在日本再思东方，其知识的背景都异常的丰厚和坚实。这些看起来是“他者”的异己之物其实早就化成了我们的血肉，渗透在我们的灵魂之中。刘以林能够体验世界的充盈，将他者转入自身。他者和自我在这里有了一种新的融和。这也是今天的中国才会有的境界和气度。这些“知识”不是我们外边的异物，而是我们自己。于是，拿破仑成了激励刘以林奋斗的难得的榜样。现代中国对于西方和世界的兴趣在新的时刻被转化为一种新的能量。一种并不奴颜婢膝的自信中的开放心态。我们可以和世界共舞。我们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他者也和我在一起，我也能够体验他者的心灵世界。
对于刘以林来说，这“异”和“同”都打开了新的空间。他用诗人的绚丽的笔调写出了“我”和世界的一次次的相遇，他把这些相遇的经验和我们分享，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多样性的诗意和美丽。他没有猎奇，却总在发现；没有随大流，却总是找到对我们多有启发的体验。刘以林是有福的，他能够告诉我们这样的深入的生命的体验，告诉我们和他人在一起的时候的平和、自然和开阔。他的那些警句和思考以及那些真切的经验都给了我们一个开阔的视野，一个未来的视野。
于是，我觉得刘以林的最简单的话其实是最深入的：
周游世界只要一个字：想。
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信心可以让我们开始新的旅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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