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

“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是王元化先生提出来的。我曾写了一篇短文，阐发其义涵，发表在《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上。我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直到明清以来，戴震、钱大昕等主张古文经学的研究方法，而黄宗羲、康有为等又很有些今文经学的味道。如果粗略的划分则不妨

文章发表后有朋友称这段文字不错，而我尚觉意犹未尽。读湖北大学周积明先生的专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其后附录有《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通信》，有云：

婚姻何时成立以及夫妇关系何时确定，是乾嘉学者争论纷纷的又一问题。明清规定纳聘是婚姻的成立，于是有未婚女子因男方死亡而殉节或入夫家守志等事。乾嘉时期的汪中、焦循、陈立等学者通过考证认定，婚姻的成立在“亲迎”而不在“纳聘”，有婚配之实，才合有夫妇之名。另一派则坚持明清以来的制度，强调婚约即为婚礼之成立，故女子一旦许嫁，纵无夫妻之实，亦不可二夫或二许。

汪中、焦循、陈立等学者坚持古文经学的考证方法，做了大量的“回归原典”的努力，以睿智展示出“考证背后的重大经世意图”。周积明先生分析说，“指出依《礼》‘亲迎’才是夫妇身份之确定，未亲迎即是未嫁，其现实意义在于宣告：‘以未嫁之身为陌生男子守节’，是荒谬与不合情理的，对于无以计数未婚守节以及准备未婚守节的女性来说，这一‘考证’是多么震动人心；主张‘成妻之意重于成妇’，是对罔顾夫妇关系的‘家族式的婚姻观念’的有力冲击，其所显示的，是婚姻的焦点由家族转向‘男女合体’，由关注于婚礼之礼仪礼意，到寻求合乎人类生存基本道德的‘常理常情’。”

这真正是显示了考证的作用，显示了古文经学研究方法的力量，也显示了“有思想的学问”以及它的真正价值。它不是徒劳的笔墨之争，不是无谙世事的掉书袋，也不是摇头晃脑的炫知炫技，而是切实地研究问题，使“学问”成了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再看一个“有学问的思想”的例子：章太炎先生是古文大家，但他很重视“思想”，他的学问很深，然而常常以思想取胜，就像鲁迅在纪念太炎先生时更赞赏他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一样。太炎先生的《齐物论释》，是他研究庄子的代表作。这是他身陷囹圄时写成的，一是为排遣苦闷，寻求精神安慰，一是利用此时潜心佛学和庄学，寻求思想武器。太炎先生“六经注我”，学为我用，他用佛教的众生平等来解“齐物”，宣扬“广利有情”，主张凡妨碍平等的东西均应去除，用以说明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为其找到充足的理论根据，为近代民主革命提供哲学武器和伦理思想基础。他用《庄子・达生》中“鲁侯养鸟”的例子，来说明不同民族完全应当按照自己本然的状态生存下去的道理。他会通庄佛，把道家思想和佛教唯识论结合起来，融入对现代社会的思考。他的行文虽然古奥难懂，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太炎先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

章太炎先生的落脚点在“思想”上，然而他的学问成为阐发其思想的坚强柱石。

现在看来，我们不论是采取哪一种方法，不论其侧重点何在，都须重视“思想”，并且不轻视“学问”。只有这样，我们的学问才不至于呆滞，我们的思想才不至于飘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