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歌谣》 上海文艺出版社
自新文学诞生起，苦难叙事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但苦难在文学叙事中的功能是非
现在，我们读到了另外一种苦难，这个苦难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一场天灾人祸，天灾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祸是“苏修”与我们交恶。小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讲述了发生在平原上普通百姓的苦难故事。这个苦难在百姓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震惊，它就像历史上发生过的自然灾害一样，饿死的人已经司空见惯，但并没有出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撬开生产队仓库的人也只是偷几把发霉的红薯叶或芝麻；活的欲望虽然也使一个黄花姑娘用几个苦馍就换为新娘，但仍有一种气节、坚忍和顽强在平原上无声地流淌。那个勉强称为主人公的魏明月，死了丈夫，一人抚养六个孩子，坚强地度过了苦难岁月。这是作品未被言说或潜隐的主旨。极度的饥饿使平原仿佛失去了声音，人们只有默默的忍受或等待。唯一能够表达人与人之间文化关系的，就是那“平原上的歌谣”。这些歌谣充满了民间性，它朴实、平易、诙谐而无逻辑。但它是平原人民的精神寄托，是平原人民在苦难岁月言说和交流的形式，尽管它没有具体的所指和意义。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平原上的歌谣”无论是对小说的命名还是对作品而言，就有了一种深长的“意味”。它像一段段没有联系的绵长旋律，时断时续地飘扬在平原苦难的上空。
当然，命名为“歌谣”的这部小说，是一部很不抒情的作品，刘庆邦本来就无意诗化那透彻骨髓的苦难，他没有空洞地抒发人民战胜苦难的豪情壮志，没有刻意书写人民的深明大义。他要真实地展现人们在绝望中的挣扎：一头病牛的死亡，在“卫生”的名义下被埋葬。但饥饿的人们还是在夜晚分享了它，吃了牛肉的人批斗没有吃的人，不卫生的人批斗了“卫生”的人，本末倒置甚至比饥饿还要可怕。苦难也使人的本性暴露无遗，平原上，既有“秃老电”这样的恶人，穷凶极恶地乘人之危，既灭绝人性地摧残偷红薯的人，也惨绝人寰地虐待、摧残他用苦馍换来的媳妇红满；既有因饥饿自身难保而难以维系亲情的食堂炊事员，也有无能为力的公社书记，当然，还有魏明月这样在艰难时世中坚决把孩子拉扯成人的伟大母亲。
这混杂的生活和声音，就是特殊年代平原上混乱无序的歌谣，它因散乱而没有主旋，既不高亢也不雄伟，人人自危又惊恐麻木，一切只能听天由命。因此，《平原上的歌谣》的苦难，是展露人性的苦难，是在苦难中寻找人性中既是本能也是剩余―――但却振聋发聩的爱与善。在苦难无边又漫长无望的日子，爱与善之光哪怕只是一闪，就会照亮因苦难而黑暗的世界，就会幻化为巨大的心灵的力量，让绝望的生命因此而顽强地生长。这就是《平原上的歌谣》中苦难叙事的功能，刘庆邦提供了一种新的苦难叙事范型，这也许就是他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