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先生的银发
德里达在我上班地方附近参观时，随从熟人偶然记下一个微末的细节：哲学家走出上海博物馆，带着一丝调皮的微笑，让摄影记者尽情地对他拍个不停。听到翻译说他在公开场合，从来没允许人家拍过这么多照片，她就随口轻松提问：“德里达先生，您的头发是什么时候变白的？”德
以解构概念扬名的德里达，是少见的毁誉参半的思想家。称颂者无不认定，他是自罗素以降的头号哲学家，几可比肩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藐视者无意“为亡者讳”，依然冷水尽泼。也有置辞含糊或者比较中肯的，比如以上海为背景的《太阳帝国》作者J・G・巴拉德，就说：“难道我理解他一星半点了吗？要是我诚实，得说并非如此。20年来，围绕着德里达，我像一艘丢失了着陆指令的太空飞行器，从来都没有得到响应。真正能够解释他的，恐怕只有职业哲学家和英国文学解构主义者吧。”但哲学研究家罗杰・斯克鲁顿却恨恨而言：“很难用几句话概括他，因为他的学问是胡说八道。”心态稍微平衡者，比如《哲学家杂志》编辑朱莲・巴吉尼则坦承：“像我自己这样受英国训练出来的哲学研究者不大了解德里达，但并不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排斥他。我不排斥他，可就自己所知，我没有能力对他说出个所以然来。”
哲学家是智慧爱好者和探究者，德里达必然知道，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异于众人的性格和学问，注定要遭受局外人乃至同行的猜忌和毁谤。他的学说即使对于同路学者也属艰涩难通之术，遑论仰仗耳食之言褒贬天下的哓哓庸众。也难怪他会抱怨：人们没有开始读他的书。他凭什么如此轻视读者，对他的书半懂不懂的我，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明确头绪。也许他的中国巡行，已经让他在朦胧之中觉察出来，那些自封的德里达阐释者、学风谨严的中文翻译者，事实上并不拥有阐释他的绝对发言权。如果把任何一个人换成德里达，当他借助马拉美、爱伦・坡、洛特雷阿蒙、策兰等人用诗学考察哲学或语言奥秘时，而翻译他的人却对于诸人玄奥诗行缺乏起码认知，怎能信任译者会有融会贯通的本领？
一份周报追怀逝者学问人生，以“思想者眼中的思想者”为题采访上海学者王元化，请其追溯他与德里达的一面之缘。他并不夸张地说：“因为他的学说内容本身的晦涩，加之他特有的那套词语系统，如果再加上翻译成中文过程中的问题，我想，真正懂得他的人，在中国没有几位。”
王元化自谦“对西方现代哲学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不讳言自己对德里达所知甚浅，而且德里达同他的会晤，很难说得上与学术有多大关系，虽然他不赞同德里达提出的“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说法。他凭直觉判断，德里达完整进入中文语境的障碍之一，应该要从翻译上面来寻找。他提到思想家说到塞亚・柏林《俄罗斯思想家》的中译本，称原作是好书，可译者却难说称职。他说：“其中援引赫尔岑论述别林斯基的一段话，过去我读过出于满涛手笔的十分优美的译文，可是在这个译本里却用的是半生不熟支离破碎的句子，使原文的神情尽失。……如果没有最准确最优美的翻译，怎么能够真正去理解西方思想呢？”
哲人已逝，往事忆旧，模糊的只能是抽象而玄妙的思辨，晃动在眼前的唯有那满头银丝；如同说起泰戈尔的访华，能想起的大约只有梁启超给他起的汉名“竺震旦”。
井水饮处歌杰伦
有想当然的说法，谓唐诗宋词随世异时移，已由流行歌曲取而代之；“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盛景不再，时尚标尺化作“知不知道周杰伦”。照北岛的意思下结论，那就是到了一个“不需要诗的时代”。他自我解嘲说：“写诗写久了总被人家斜眼，后来开始写散文似乎才得到宽恕。我堂妹事先声明：‘你的诗集就免了，等散文集出来再送我。’写诗的因诗歌的异端而受牵连，被认为神经有毛病；写散文的知书达理秉公天下，活得堂堂正正。”
北岛读者多不过周杰伦的听众，是不争事实，可灰心却并无必要，自然也毋庸摹仿尼采悲叹“上帝之死”，为冷落诗歌的时代大放悲声，何况这未尝不是幸事，正如这位四海为家的诗人所言：“诗人之死，并没有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粒影响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此可谓大音声稀，足见北岛诗心依存，他会继续演好天赋的本性角色，坦诚不弱安徒生笔下的天真幼童；只有他会用热情和良知证明，诗人译诗未必是最高境界；他并不在乎译者披挂的皇帝新装何等华美。大半年的《收获》杂志，都在连篇累牍刊载北岛诗论，“……想让我们知道阅读是从哪儿来的，又到哪儿结束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弄清诗歌与翻译的界限。一个好的译本就像牧羊人，带领我们进入牧场；而一个坏的译本就像狼，在背后驱赶我们迷失方向”，尽管他自己处境尴尬，“除了英文外我并不懂其他外文，按理说我是无法区分牧羊人和狼的，或许我自己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似乎也只能如此―――摸着石头过河”。彼岸仿佛尚远，然而摸到东西已经不少，并且多是可疑又骇人的“石头”：绿原译里尔克《秋日》，“显得草率粗糙”（为了外在形式的工整，“他用大量的双音词凑数，这在现代汉语中是最忌讳的，势必破坏自然的语感与节奏”）；九叶诗人陈敬容翻译的里尔克《预感》，虽然“感觉好气势好，更有诗意”，但却“有错误有疏漏”；而绿原翻译的《预感》，“相比之下平淡无奇，……也有明显错误”。或许需要指出，北岛点评所藉乃里尔克诗英译本，而他讨论的对象，一是陈敬容借助他种语言（英语、法语，或者俄语）完成的译诗，再就是绿原从德语直译来的诗篇。如此评译并非不可，但稍通译论者却明白，这批评想要做到客观并非易事，因为无视原作就译论译，往往会越说越糊涂。如果相信堂・吉诃德说的，阅读译本“就像从反面看花毯”（钱钟书语），谁又有本事会敢说，自己所见“反面的花毯”会比别人看到的高明？毕竟谁也不是“从正面看花毯”，况且没人能保证“反绣”花毯的译者可靠。人们容易以此想起庞德翻译的唐诗。美国人说他译诗传神，但谁都不知道他的翻译，同一首里会有李白两首诗的句子，―――“我们不明白，汉语是否真像庞德先生的语言那么奇怪”（赵毅衡译），《泰晤士报》当年的评论好像很有眼光。当然，不能因此就说诗人译诗早就不可靠了。
在无人读诗的时代论诗，北岛对少有人懂的翻译诗歌高谈阔论，委实用心良苦。但他一定不能寄望过高，得清楚很多本诗歌读者，如今很可能也是周杰伦的听众。听周杰伦的少男少女，不在乎耳朵里听到的是什么。要不然他们的偶像就不会说：“我唱歌确实咬字比较含糊，有时候我在唱什么自己也不清楚，但不会太离谱。我觉得有些歌唱得不清楚反而好，歌词有时也是一种配乐。我更注重编曲，它就像给小孩穿衣服，穿得好看就会加分，光听编曲已经很像一首歌了，把歌词唱清楚了反而不像我的歌！年纪大的人怎样听懂我的歌？看歌词吧！”有的诗译者很像不论理的歌手，自己翻译的是什么，实际上他并不清楚。
妄信诗人译诗的人，同周杰伦歌迷没有差别。听来悦耳，感觉时髦，谁还会把原创和翻唱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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