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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思潮的“批判”与“反思”

2005-02-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可以在不同层次上理解和运用,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虽然文化问题已经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垂青”,但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高度来认识、总结2
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及其思想持守的得失,进而对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发展作探讨的作品还不多见。李毅教授的《回顾与前瞻―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以下简称《回顾与前瞻》)弥补了学术界的这一缺憾。

梳理、总结20世纪的中国文化思潮,我们不仅要展示这些思潮“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剖析其实质,揭示其得与失,昭示我们应该继承什么与发展什么的问题。在《回顾与前瞻》一书中,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来重新解读20世纪的中国文化思潮,其目的不在于史的叙述与回顾,而是旨在梳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理路,厘清不同文化思潮之间的逻辑,以此总结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方向和动力。

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具有深远的生命力。不可否认,每一种文化思潮的产生、发展均有其生存的必然性。当今社会,多样性文化的存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围堵”它们,用政治的强力使其失去生命,是不现实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批判的基础上,借鉴与吸收各种文化思潮之长处,巩固马克思主义主导性价值的地位,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回顾与前瞻》一书在对各种思潮发展与传播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揭示了各种思潮的实质。作者认为:在“向西方学习”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的区别、对立,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文化的问题,而是怎么学、学习什么的分歧;在历史观上,三者本质的差异在于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坚持文化史观的问题;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上,三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以文化的现代化包容、代替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同时,在批判的基础上作者又正视了各种文化思潮在20世纪甚至21世纪的客观存在,注重吸收他思潮之长。在对“西化论”的评价中,指出在对“西化论”片面性给予认识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其反封建的深刻性与文化上的世界历史眼光。在对第三代新儒家的认识问题上,作者在批判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开放、平实心态,客观、清醒认识,以及对文化现代化的孜孜追求。正视各种文化思潮,确立主导性价值观,正是该书的一个重要价值。

文化评价要从文化存在的实践基础出发,而不是从文化本身出发进行话语的转换。要解决文化评价问题,首先要找到文化存在的基础。文化保守主义之所以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根源在于其坚持了一种精神决定的历史观。现代新儒家理论的核心在于始终坚持以理想的道德尺度作为人类精神出路的终极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的内地新儒家们无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视文化为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有本者昌,无本者竭”成了文化、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文化作为一种观念或知识,它不可能凭空产生,必定有其存在的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文化存在之基础做了明确陈述。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由此可知,物质生产方式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文化评价的时候坚持唯物史观,要看到文化背后的深层原因,不能只是简单的以文化评文化,进行话语的简单转换。

“西化论”者的文化史观虽然不太强烈,某些观点似乎与唯物论有沟通之处。事实上,他们也是脱离实践的模仿主义者。他们只认识到了西方文化胜于中国文化之处,但却没有洞察西方文化的真谛,特别是它生存的土壤,无视中国的现实,盲目的引进。事实上,简单的模仿与意义上的沟通是两个层次的概念,要达到后一种境界,脱离一个社会文化生存的实践基础是不可能做到的。

基于这样的目的,作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明确指出总结评价中国20世纪文化思潮要把握两方面:其一,立足于社会主义实践,坚持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统一;其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注意划分几种思想界限,即划清唯物史观与文化史观的界限、主导性和非主导性价值的关系与“价值多元”的界限、历史反思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界限、向西方学习与“殖民文化”策略的界限。

无论是“西化论”者,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都试图将意识形态与文化对立,认为越远离意识形态,文化越有意义。这种“非意识形态化”只能成为这两大思潮自视清高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标榜,而无实际意义。因为“西化论”与新儒家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正如李毅教授在《回顾与前瞻》书中指出的那样:“西化论”与新儒家无视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实践,把文化与现实的意识形态分离开来,使文化失去了它现实实践的活力。在中国,文化选择脱离了中国现代“救亡”目的的意识形态性,其文化的拯救与提升,只能保留在思想感情观念层面;文化的超越理想脱离了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之中心和现实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过分张扬儒家文化的“超现代性”对工业文明的抑制作用,就会过早地阻抑现代文明的理性增长及其进步作用。

由此,文化建设离不开意识形态,只是我们会接受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就中国文化建设而言,应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出发,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如邓小平所强调的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要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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